遊民的政治訴求——發跡變泰
宋代通俗文藝作品中，把描寫追求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直至“做皇帝”的作品稱之為“發跡變泰”類。所謂“發跡變泰”類是指寫下層社會人士（大多是遊民）的皇帝夢的（或退而求其次，做達官貴人）作品。
有的評論家把梁山好漢沒有積極主動爭做皇帝，而被招安看作是梁山好漢的一大汙點。從中國人的“皇帝情結”的強烈來看，夢想“做皇帝”以及武裝起來“反皇帝”都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政治品質，隻要情勢許可，或者主持者認為情勢可能，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思維許多人都會這樣幹，但以掙紮在生死線上的遊民表現得最為積極。
《水滸傳》作為文藝作品議及皇帝的地方不多，因為它自南宋時就已在社會上公開演出，南宋說北宋的故事，其忌諱一定很多，不可能正麵描寫下層人士爭相搶做北宋皇帝的故事，這是要觸犯朝廷的律條的。因此書中雖然李逵說過讓晁蓋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第四十一回），晁蓋去世後，李逵又鼓動宋江“做了大宋皇帝”（見第六十回，就是這兩句話也不一定是宋代話本流傳下來的，而是明代作者的筆墨。作者對此還是持批評態度的，而且李逵是個粗人，對現實問題沒有合乎實際的考量，並不能代表水泊梁山的主流意見，所以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聽眾也能容忍，官方才不會計較。而宋江是梁山上的領導人，他要從梁山的全局和當時的情勢考慮，沒有想爭皇帝做，但不等於他沒有政治上的訴求。
天下皇帝隻有一個，在這座王朝大廈沒有倒塌時，爭做皇帝要受到統治者的全力反擊，成功的概率很小。如果退而求其次，當自己有一定力量的時候，伸手向皇帝要官做，這樣成功率就很大。它往往隻是皇帝一句話而已。南北宋之交，武裝造反的人們，待自己羽毛豐滿之時，再投降朝廷做官是很普遍的事，所以當時老百姓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說。這種政治訴求倒不是遊民所獨有的，被迫揭竿而起的人們大約都有這種心態。不過如果考慮到《水滸》的故事，最早是由江湖藝人這個遊民群體創造的，他們是從遊民的“變泰發跡”理解梁山好漢的政治訴求的。
關於“平等”的訴求
遊民是脫離了宗法網絡的一群，他們要獨自麵對社會，從而感到有必要與自己相似處境的人們結合起來，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朋友”之間當然是平等關係，因此“平等”也就成為梁山好漢的重要的政治訴求。這在七十一回“石碣受天文”中有明顯的表現。“千裏麵朝夕相見，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對夫妻，與叔侄郎舅，以及跟隨主仆，爭鬥冤仇，皆一樣酒筵歡樂，無問親疏”。但是“兄弟”這個稱呼不是給一切人的，僅僅給予那些能夠與自己相互救助的人們的，或者說就是給予屬於自己幫派或有可能與自己結成幫派中的人們的。這種互救的小團體是通過結拜或結義方式固定下來的。遊民隻要進入了這樣的組織，他們彼此之間便被認為是平等的了。所謂“兄弟”式的平等就是人格的平等。實際上，這不僅離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遙遠得不可以道裏計，就是真正的人格平等也沒有完全做到。因為遊民的結合是有目的，其目的就是從事某種冒險活動。遊民的結合一般分為追隨者與被追隨者，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每個小團體中都有自己的“大哥”（被追隨者），他是小團體的核心，並擁有極大的權力。因此就要強調“兄弟關係”中“長幼有序”的一麵。其實質已經是“上下關係”了。一百零八將中不是分為“天罡”“地煞”嗎？如果鬥爭再發展，根據地擴大了，需要建立政府性質的機構，遊民自然而然就要向“貴賤有別”發展，從而形成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因此從“長幼有序”到“上下有等”再到“貴賤有別”是合乎邏輯的發展過程。貴賤有別形成後有誰再想重溫“兄弟情誼”就不免要大觸黴頭了。遊民對平等的向往終歸是個夢。
宋代有許多小“水滸”
南宋初形成的有關宋江的故事是《水滸傳》的最初形態。這些可稱作小“水滸”的故事。這些故事大多是以三十六人中的某個好漢為講述核心的，用文學理論的術語說，就是英雄傳奇故事。這一點從宋代遺留下來的一些說話的名目就可以看出。如《青麵獸》、《花和尚》、《武行者》。這些是講梁山好漢楊誌、魯智深、武鬆等人故事的。小“水滸”在當時的“說話”中是屬於“樸刀杆棒”和“發跡變泰”（或作：“搏刀趕棒”、“提刀杆棒”、“發蹤變泰”）兩類的。
“樸刀杆棒”類的作品是描寫遊民生活的。其原因何在呢？“樸刀”是介於農具和兵器之間的，其廉價和粗糙可以想見；“杆棒”就是木棒，更為簡陋。它們製作簡單，所以平時隻流行於民間。流浪江湖的遊民腰間挎上一把樸刀頭，或者手執一條杆棒（樸刀頭可隨時安在杆棒上），就增加了安全感。熟悉江湖生活的“說話”人便把它編人話本之中，成為“說話”中的一類，並把與“江湖亡命”和綠林生活有關的作品皆歸人此類。
“發跡變泰”就是陡然發跡的意思。我們從宋元留下的通俗文藝作品（包括話本和戲劇）來看，敘述發跡變泰故事大多是描寫主人公如何在社會底層通過奮鬥（主要是“打拚”），最後得以做皇帝或高官的，也就是說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實現改變自己的地位和處境的理想。
我們前麵說，宋元兩代有許多小“水滸”的出現，這些故事大多可以歸入“樸刀杆棒”和“發跡變泰”的。從《醉翁談錄》（此書將“樸刀”“杆棒”分為兩類）看，《青麵獸》（楊誌）是被納入“樸刀”類，《花和尚》、《武行者》劃為“杆棒類”。還有沒有傳下來的水滸的故事想來離此也不會太遠。《水滸》中好漢在民間流傳的形象是以遊民、流浪漢的身份出現的。正是在此基礎上，經過明代中葉下層文人編定，才成為長篇小說《水滸傳》。它雖然滲入了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識，但其主題還與原著有一定的承繼關係。小“水滸”所體現的思想傾向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水滸傳》還是以描寫遊民生活為主，反映遊民的生活理想和追求的。從總體上來說，《水滸傳》所反映的遊民意識與宋代諸多的小“水滸”反映的遊民意識沒有多大差別。
從宏觀上說，《水滸傳》是寫梁山上的英雄好漢群體的成功與失敗的：從微觀上來看，《水滸傳》也是寫了許多遊民和邊緣人物在多災多難的生活掙紮中成功與失敗。前七十回宋江、魯智深、史進、林衝、武鬆、三阮、李逵、石秀等人都有個奮鬥成功與失敗的故事。宋江等前四位本不是遊民，他們是其他階層的邊緣人物，生活使他們從邊緣滑向遊民，為生存的奮鬥（這是做遊民的第一課）中，他們也飽嚐了人間的酸甜苦辣，上了梁山，受了招安，取得了比原來更高的社會地位，似乎快要到達他們所希望的“封妻蔭子”的目的了，最後，由於招安的失敗，一切都破產了。《水滸傳》的前七十回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在這些篇章中淋漓盡致地描寫了他們奮鬥的成功故事。李逵初遇宋江時，宋江給他十兩銀子，此時李逵已經在體驗成功的喜悅了。盡管在現代讀者看來，這未免有點卑微。李逵不會這樣看，窮了半輩子，還因為打死人坐牢，一次得到十兩銀子，不啻得到一筆巨款。而。其社會地位極為卑微，突然有位江湖領袖，視其如親人，仿佛小學生遇到大師，其喜悅、其成功感可以想見。
粱山好漢不是沒有精神追求的，隻是其精神追求是從物質追求中引申出來的。好漢們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就是朋友相聚，或稱“聚義”。“聚義”本來是遊民追求財富所必須的手段。遊民長時期的奮鬥過程中，感到須要有共同命運的人們的協助，久而久之，手段仿佛便成了目的。“聚義”使梁山事業走上成功，形成一百零八將的大“聚義”，把遊民的武裝造反推上了高峰。遊民們迷信“聚義”，把它變成一種超越物質的追求，最後，水泊梁山的全體英雄好漢在“義”字的旗幟下走上不成功的招安之路。招安給他們帶來毀滅。遊民奮鬥的成功與失敗，這就是《水滸傳》的主題。
恩想、社會運動、《水滸傳》
人們在撰寫文學史時都很關注思想家對文學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學史中都有思想史的影子；至於文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很少有人談及。研究者在談到古代社會運動時也多就經濟政治上找原因，很少關注意識形態，雖然，不能說這些分析錯誤，但我總覺得有些偏頗。本文想就《水滸傳》在思想史和社會運動的地位做些考察。
1.思想上的突破
談到思想，人們往往忽略了下層社會的人們，把思想看作知識分子的專有品。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社會，“國”與“家”是同構的，“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因此，民間（主要是宗法製度下的農民）思想與統治階級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別。可是還有一批從宗法製度下被拋離出來人們，他們的思想狀況如何呢？很少有研究者考慮到。這些被拋離者就是遊民，記錄和反映他們思想意識的就是與他們處境、經曆類似的江湖藝人的作品。《水滸傳》即其一。如果我們承認通俗文學作品中也可能是思想者的載體的話，《水滸傳》作為第一部長篇通俗小說提供許多前所未有的思想意識。
首先，它所敘述的故事在總體傾向上是與主流社會相對抗的，作者時時用符合主流社會規範的思想淡化它，但這個總的傾向是掩蓋不住的。這種對抗是建立在維護《水滸傳》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礎上的。作者在其描寫中隻支持梁山好漢的對抗，而不是一切的武裝團體的對抗。當然通俗小說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係統的思想認識體係，隻是一種由作者情感負載的一種思想傾向。前者（指係統的思想）隻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響，而後者卻能在一般民眾中流行。由於其受眾麵廣，後者對社會的影響是很難估量的。
其次，《水滸傳》中提出一些在此之前人們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碼不見記載）的概念和話語建立了一個與主流社會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話語體係，底層社會的人們對此耳熟能詳，甚至成為了常常使用的語言。思想家借以影響社會的思想是靠自己獨特的話語和概念及其論證過程來實現的。例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天、人”，佛家的“四大皆空”等等。《水滸傳》是靠形象影響讀者的，書中的人物和描寫中經常使用一些話語以其生動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悄悄地滲入讀者的血液，並進一步活躍在民眾口頭。例如“忠義”“替天行道”“義氣”“聚義”“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好漢的勾當”“逼上梁山”等等，這些通過《水滸傳》以及與《水滸傳》有關的各種文藝作品深入廣大民眾，影響他們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們的性格。使得接受這些觀念的人們，在行為上也會相應地突破主流社會為人們設立的種種規範，幹出無法無天的事來。這些是評論家關注不夠的。
遊民的閱曆不知比宗法農民豐富多少倍，經濟、社會地位的差別、知識閱曆的豐富必然使他們對傳統的思想有所突破。因此，《水滸傳》中所反映思想意識突破了許多傳統意識是毫不奇怪的。
2.遊民的“造反有理”
如果不把“造反”這個詞現代化、意識形態化，其意思就是對當時政權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個詞就是“犯上作亂”。“犯上作亂”，它指一切可以動搖現存統治的言論與活動。“造反”是極端的“犯上作亂”則更為統治者所恐懼、所反對。在統：冶者看來，“造反”是屬於“十惡不赦”的彌天大罪。老百姓不用去幹，就是想一想、說一說也是罪不容誅的。《水滸傳》所描寫的“造反”主要是遊民的暴力反叛，也就是亂世中大大小小山頭，以及各類杆子的打家劫舍的活動。作者很明確地知道，一上了山，參與造反活動，就是與主流社會決裂了，就是陷入“十惡不赦”了，這對當時的良民來說是極敏感的問題。可是在遊民來看，在走投無路時，這也不失為一條出路。
從《水滸傳》，營、的傾向來看，它並沒有否定“上山”下海，並把它看作是好漢們被迫不得已時的一個明智的選擇（當然隻局限於上梁山和與梁山有關的“山”）遊民、特別是受到官府逼迫而成為遊民的人們，他們要想生存，最後隻有聚為團夥、拿起武器，以暴力反抗官府、保衛自己這一條路好走。從《水滸傳》的形象描寫和作者的議論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讀《水滸傳》，隻有讀到林衝在一片風雪交加中上了梁山，讀者為他懸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為他獲得安全而慶幸。“智取生辰綱”的七雄戰敗何濤之後上了梁山，讀者才會覺得這些好漢終於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這是用形象的塑造告訴讀者這些英雄好漢上梁山是對的。《水滸傳》還把五湖四海的人們上梁山與“朝廷做個對頭”稱作“聚義”，把他們衝破重重險阻，終於實現了“聚義”比喻為：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
把參加梁山造反隊伍比作衝破天羅地網，這是作者對於英雄好漢們武裝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頌。不僅從文學史角度看，這是第一次；即使從思想史上說，也是沒有前例的。《水滸傳》產生之前還沒有一位作者敢於在白紙黑字的如此大膽地肯定造反活動。
3.造反者的話語體係
曆來我們見於書麵的隻有一種話語體係，那就是主流社會的話語。這些不僅充斥於經史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種著作之中，也流行於老百姓的口頭。久而久之，成為一種集體認知（許多情況下還是集體無意識）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馬克思的名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這是如何實現的呢？就是通過對話語權利的掌握實現的。從《水滸傳》開始，出現了一整套與主流社會相對立的造反者的話語體係。當然，這種話語不是作者編造的，最初他們一定活躍在廣大遊民口頭，經過江湖藝人的總結提煉，並寫成了文字，編織在通俗著作裏，通過各種渠道流播在廣大民眾之中。這種話語與主流話語一樣也是蘊含著特定的思想意識的。《水滸傳》所提供的與傳統悖謬的思想意識許多也是通過話語的流播實現的。
經過五六百年的流傳，生活在現代的我們不覺得《水滸傳》在話語方麵提供了些什麼新東西。這一點隻有通過文學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來。這裏我們選一些對後世影響較大詞語作些分析。
A、好漢
“好漢”這個詞兒雖然不始見於《水滸傳》，但是它在此書中獨特含義被後世的下層民眾所接受。好漢在唐代指讀書有成之人，如狄仁傑。《水滸傳》出來後，“好漢”的意義改變了。《水滸傳》中這個詞兒不僅隻與“武”聯係在一起，而且還帶有不遵守國家法紀，專幹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梁山兄弟對“好漢”的理解實際上是遊民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價。這種自我肯定和評價由於《水滸傳》的藝術感染力量得到廣大受眾的理解與認同。因此，自“水滸”故事普及以後，社會公認了這個用法。於是，“好漢”之名，流播天下，不僅通俗文藝作品使用，而且也用於現實生活。為那些處於社會下層，又不甘於窮困以沒世，並有幾分強力的遊民，找到了一個恰當的稱呼。凡是敢於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秘密組織的成髓、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強、闖蕩汀湖各類人士，乃至稱霸一方、為人所懼的痞棍，都會被畏懼者恭送一頂“好漢”的帽子。
B、聚義
“聚義”是“好漢”們結合起來的專用詞。遊民們凡是在“幹大事”（大多是幹與當時法律相抵觸的事情）時的結合，這種結合有暫時的，也有較為久遠的都稱之為“聚義”。“聚義”這個詞產生以後是用於遊民的組織化過程，遊民在社會上爭取自己的利益，麵對的是強大的有組織的政府和帶有組織色彩的宗法網絡，而他們則是無權無勇的個體。要使自己強大就要組織起來。最簡單的組織是結拜義兄義弟，“聚義”是結義的發展。不過“聚義”始終沒有像“好漢”那樣得到主流社會的普遍認同。遊民把自己的結合加一個“義”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會的人們看來“聚義”這個詞仍然帶有綠林色彩。
C、義氣
“義氣”是“義”的通俗表達，本來是一回事。但自“義氣”這個概念產生，並在中國最早的通俗小說《水滸傳》和《三國誌通俗演義》中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以後，它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人與人之間交往的道德觀念。當“義氣”這個詞隨著通俗文藝作品流傳到民間的時候，下層社會的人們就把它看做是下層社會人們互相幫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報的思想還是隱隱蘊藏其中的。
D、江湖
《水滸傳》第一次描寫了遊民生活的江湖，這個“江湖”充滿了刀光劍影、權謀欺詐與文人隱居的江湖迥然不同；它脫離了宗法網絡的羈絆，形成某種獨立性，構成了與主流社會不同的隱性社會。這個“江湖”是確實存在的。它的構成主要是遊民和社會上其他階層中的甘於自外於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盡量在這個領域中有所作為、建立自己的名號與地位（用現在江湖隱語說就是“揚名立萬”），不要幹違反隻屬於這個領域原則的事情。“江湖”這個詞對後世影響最大。《水滸傳》中的江湖本來是遊民生活的空間，這裏本是幹犯法紀、為非作歹的淵藪；而後世把許多非官方的場合都稱作江湖，特別是新派武俠小說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使得人們幾乎不知江湖的本來麵目。《水滸傳》“江湖”的出現本來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但這個語詞也帶動了“江湖”的發展，推動隱性社會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