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上梁山與逼上梁山
後世能和“綠林”齊名，並作為民間武裝反社會力量稱呼的是《水滸傳》的“梁山”。自從“水滸”故事的“梁山”這個詞產生後，它就不是那個坐落在今山東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為造反者的聖地，給許多武裝反叛者以想象力，成為他們敢於把造反事業堅持下去的精神歸屬。為了說明“上梁山”的合理性，書中從第七回起敘述了好漢林衝被迫上梁山的過程，通過這個故事讀者把同情心都交給了林衝，並從內心讚同他這個選擇。“逼上梁山”這個詞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就給了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張的人們以勇氣。“上梁山”與“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過程與歸宿。
F、不義之財，取之何礙
這是智取生辰綱之前晁蓋對吳用說的話，指他們即將劫取的“生辰綱”。劫取財貨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滸傳》之前沒有如此理直氣壯為這種掠取作辯護的。這個道理在“水滸”的語境很容易被讀者接受，蔡京、梁中書都是臭名昭著的壞蛋，他們的錢財也多是搜刮老百姓來的。但是自《水滸傳》以後，這個道理被下層民眾所接受，並且成為遊民劫掠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實際上，盡管在它產生的具體的語境上有幾分合理性，但總的說來，它仍是“強盜邏輯”。
G、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決吃肉
這段話是吳用邀請阮氏三兄弟參加劫取生辰綱時，阮小五對吳用說的讚美梁山好漢的話。這也表明了下層社會的人們對於物質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麵一點的話，加上前麵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這可能就是他們全部的精神與物質追求了。下層社會中的老實者，但求一飽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傑”之士的要求就會高一些，食肉飲酒就是他們對生活最大向往。“、酒、肉”本身還有精神層麵的意義。“成甕”“大塊”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質彬彬的文人士大夫和循規蹈矩的人們所敢問津的，它帶有尚武之風、帶有一股豪氣或者說蠻氣，這正是那些敢於與主流社會抗爭人們的色彩。這樣它的刺激不僅在於饑餓者的腸胃，還包括畏葸退縮者的肝膽，鼓勵缺少衣食的遊民挑戰現實秩序，武裝抗爭，實現自己的追求。
H、其它
其它語彙還有“忠義”、“替天行道”、“招安”等等。這些與上麵說的“好漢”、“義氣”、“聚義”、“上梁山”、“逼上梁山”、“不義之財，取之何礙”等構成了遊民與武裝抗爭者的話語係統。這裏包括他們對自己的認知與評價、他們之間聯合與合作的道德原則、他們結合在一起對抗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如何對待統治者的鎮壓的方法等等。這些話語既是他們對抗主流社會時的心理支撐，也是他們應付社會現實的手段。
《水滸傳》為“有強力而思不逞”者解除了精神束縛，使他們意識到對於既定的社會秩序反一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梁山好漢不是已經這樣做了嗎？最後他們還都成為了官員），從而大膽地走上造反的道路。
晚清的四大“中興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說“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其實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它還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會的人們對那些鋌而走險的抗爭者產生幾分理解。他們認識到這些造反者並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鄭敷教的筆記中記載了他在黃河中遇盜的情況，群盜必欲殺之，但未得到首領的批準，終被釋放，他在筆記中感慨地寫道“餘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這也是通過這一套話語係統實現的。
話語不僅形成物質力量，影響著此後的社會運動，實際上它也是一種思想，《水滸傳》的獨特話語表達的是敢於通過武裝力量爭取自己利益遊民的思想。這種思想也應該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
招安的是非
近五十年來，對《水滸傳》的評論與研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招安”問題。回想二十五年前，評論《水滸》運動中也是以“招安”為突破口的。當然，那時種種議論不單純是對古人的苛求，還有現實的政治目的，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就能夠超脫一些，從較為客觀的立場上研究這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了。
“招安”是指統治者以和平手段處理武裝反叛者的專用術語，雖然“招安”代代皆有，但從五代才開始用“招安”這個詞來表述這種社會現象。
武裝反抗有三個前途。一是反抗成功自己做皇帝；二是被統治者消滅：三是被招安。當造反者的力量還不足取代統治者的時候，又不想死，如果統治者來招安，這就是惟一的選擇。造反隊伍中的領袖人物有可能比一般造反群眾更熱衷於招安，這雖然有企圖投靠統治者和往上爬的嫌疑，但須知，把跟隨自己造反的群眾帶出死境也是這些領袖人物義不容辭的職責。招安對大多數參加者來說不是最壞的結局。
“招安”是專製統治者對待民間武裝反抗的政策，或者說是統治者殘酷鎮壓的另一種形態，但造反者對於招安的認同不能完全否定。如果統治者認真執行這個政策，它在曆史上也是具有正麵價值的。不夠強大的武裝抗爭的領導者和廣大參加者接受招安，以不多的成本換取自己所向往的東西。
1.《水滸傳》中的招安
《水滸傳》中的“招安”是很令讀者矚目故事。首先，招安？是《水滸傳》精彩篇章的終結，讀到這裏，仿佛是《三國誌通俗演義》讀到“隕大星漢丞相歸天”；《紅樓夢》讀到“林黛玉焚稿斷癡情”，從此而後，一回比一回更敗人意。似乎中國古典小說作家都不善於寫收尾。招安給人的負麵印象是如此之深，向慕“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英雄的讀者，對“招安”故事感到掃興，進而發展成為氣憤，乃至成為情結，這是自《水滸傳》產生以來就有的。近幾十年來人們把它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認為是背叛和投降。這是把古代問題現代化了。遊民暴動，農民的反抗最大的目的就是求生存，一旦有了生存的機會為什麼不要呢？須知，占代農民領袖不是現代有信仰的職業革命家。
2.為什麼寫“招安”——“講史”體例的約束
梁山的事業正處在高峰時，好漢們被招安了，使得現代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不解。劉茂烈提出梁山兩贏童貫、三敗高俅，宋王朝傾其全力，想要一舉消滅梁山全夥，但最終以慘敗告終。此時“按照事物的發展邏輯，粱山軍理應乘勝追擊，殺到東京，推翻黑暗腐朽的徽宗王朝，建立梁山軍的政權，實現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社會理想”。令劉氏感到“奇怪的是，宋江並沒有這樣做，甚至連想也沒有這樣想”，而是積極籌備招安？真是令人掃興。
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因為關於宋江三十六人縱橫京東一帶的故事，在宋代演說時是屬於“講史”係統的。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把《水滸傳》列入“元明傳來之講史”篇中。既然是“講史”，細節盡管可以創造，但大的走向是不能改變的，不管作者或說書人如何崇敬關羽，如何愛戴諸葛亮，寫“三分”的作者，說“三分”的藝人都不能改變他們抱恨而亡的結局。更不能不讓晉朝一統天下。宋江被招安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史書上關於宋江的記載很少，有的還互相矛盾，因此有人就認為宋江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水滸傳》一書是“朝真野假”（朝中諸官，皆是實有其人；在野諸盜都是假的，實際上支持粱山招安的宿元景太尉就是虛構的人物）。自從馬泰來先生在1981年第一期《中華文史叢刊》的《從李若水的（捕盜偶成）詩論曆史上的宋江》披露了李若水的《捕盜偶成》以後，宋江被招安疑案基本上已經成為定論。
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今年揚江起河北，戰陣規模視前作。嗷嗷赤子陰有言，又願官家早招卻。我聞官職要與賢，輒啗此曹無乃錯。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凶嗣為虐。不如下詔省科繇，彼自歸來守條約。小臣無路捫高天，安得狂詞裨廟略。
這首詩坐實了宋江一夥人是被招安的。無論是從詩題目，或從詩的內容很難看出作者不是目擊此事的。特別是此詩第五至八句描寫宋江等三卜六人受招安入京覲見皇帝時的情景，說明李若水是身在現場的。
3.為什麼寫“招安”——受眾的要求
從傳統的審美習慣上來看，國人是喜歡大團圓結局的。宋代以後的通俗文藝作品中，大團圓傾向十分明顯。這與通俗文藝麵向市場是密切相關的。日常生活中多有缺欠的平民百姓，為了求得心靈上安慰，特別喜歡大團圓的故事。“買主”既有這個要求，“賣主”就要使買主滿足，古人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喻世明言》的《綠天館主人敘》中說：“大抵唐人選言，人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裏耳。”這是說唐代作品比較關注藝術；而宋代則更注重受眾的需求，這不僅體現在語言上，內容上也是如此。
不同類型的人，有不同的大團圓。青年人的大團圓是才子佳人，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文人的大團圓是金榜題名，洞房花燭；官員們的大團圓是出將入相，連升三級；平民百姓是生活富足，子孫滿堂，那麼什麼是敢於武裝抗爭的遊民的大團圓呢？我想應該是發跡變泰，具體說就是成為帝王將相，最高的當然是做皇帝，最低也是招安做官。不僅江湖藝人這樣想，觀眾聽眾也是這樣企盼。宋江沒有做皇帝是曆史事實，誰也改變不了，於是，便采用了招安做官。這樣的故事不僅寄托了創作者的理想，也反映了平民百姓心理需求。所以說“招安”這個被現代人所詬病的“投降主義”，恰恰反映了廣大平民百姓的善良願望，它更是遊民重要的爬升之路。《水滸傳》是寫遊民成功與失敗的故事，招安做官在遊民看來就是成功。
4.為什麼寫“招安”——民族的共同願望
南北宋之交，北方被金人侵占，金人的侵略與屠戮引起了北方宋人（包括第四輯曆史與遊戲散兵遊勇以及原本反抗宋統治者的武裝力量）的強烈反抗，被宋人稱之為“忠義人”。
宋江的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後來被招安，這是與南宋建立後在北方的“忠義人”不同而又有相似之點的。江湖藝人在演說宋江等人故事時特別強調“忠義”這一點，在現在來看就是利用民族情緒給人們造成誤讀，仿佛北宋宣和年間就已經有了招安造反者去抵抗異族侵略者的“忠義人”的故事。說書人把“忠義人”的故事提前了六七年，因為時間不長，聽書人很容易被欺瞞。
《大宋宣和遺事》中把宋江等人的根據地——“梁山渫”前麵非要加上“太行山”三字，仿佛“梁山渫”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南宋龔開的《宋江三十六讚》中更是多次提到“太行”，如張橫，“大（太）行好漢，三卜有六”；穆橫，“出沒太行，茫無畔岸”等。這種地理的錯位，《水滸傳》研究者的解釋是除粱山故事外，還有一個太行山的故事係統，隻是這個故事沒有流傳下來罷了（見王利器《耐雪堂集·水滸全傳是怎樣纂修的》）。這是有可能的，但為什麼北方數千裏，單單強調“太行”？我認為宋江故事的原始創作者這樣做是順應了當時的民族情緒的。因為南宋初年王彥所率領的太行山上的“八字軍”是被視為北方“忠義人”代表的。他們給南方、特別是臨安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是北方漢人堅決抗金的一麵旗幟。紹興六年七月在王彥率領下“八字軍”萬人赴杭州，王彥官浙西製置副使（見《宋史·王彥傳》）。把宋江等人與太行山的“忠義人”聯係起來，這一方麵是為了使聽眾對這些武裝造反者更為理解，對他們的故事不再敏感，以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麵也是借此指出宋江等人的招安行為就像“八字軍”“忠義人”一樣，在抗擊外來入侵中是起積極作用的，他們的故事是應該受到全社會的一致歡迎的。
南宋初年是民族精神高漲時期，要把宋江等人的故事演說成為具有報國精神的故事是符合時尚的，後人在梁山聚義故事之後加上“征遼”也是這種精神的延長，然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接受宋王朝的招安。基於上述的種種理由，所以《水滸傳》寫作過程中前後作者都未放棄宋江等人被招安的故事。
5.招安的悲劇
當今論者在談到《水滸傳》的招安問題時，往往把吳用說成反對招安的總後台。這是不符合書中實際的。在招安問題上，吳用是與宋江發生過分歧，而且兩人就此問題也辯論過。吳用的態度實際上是代表了作者的意見。作者也是把招安看成是梁山好漢的惟一出路，但是他不同意宋江那種饑不擇食、委曲求全的招安。我們從《水滸傳》對梁山被招安過程的描寫中可以感到作者把招安看成一種交換。朝廷以不同等級的官位來換取江湖好漢們的效力。這種交換應該是有擔保的，這不僅要朝中有同情江湖好漢、並能為江湖好漢說話的大臣當政，而且江湖人要保有一定的實力，時時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本錢。這兩點都沒有具備，而宋江等人急於成交，才導致招安的失敗。作者（也就是吳用等人）反對的不是招安，而是不成功的招安，失敗的詔安。一些論者籠統地說他們反對招安是不準確的。
有宋一代，武裝抗爭中被招安的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從概率上說失敗的大於成功的。既然成功不是一點希望沒有，那麼人們就要探討如何爭取成功、避免失敗的問題。可惜仍是無規律可循。上麵說的兩點有些作用，但也非牢靠的辦法。
被招安者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這是個絕症，誰也沒辦法解決。其根本原因在於專製社會實行的是“人治”麗非“法治”，招安的成功、失敗都隻係於皇帝和主持者“一念之間”，也係於被招安者對於專製皇權信任的程度。長時期的涉及生與死的對峙和衝突，使得彼此的信任降到了冰點。再加上傳統謀略的發達（中國的哲學就是處理人際關係的），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都會各自留下一手，以備非常事件的發生。這種“預防”本身就醞釀著更激烈的衝突，最後還是要把問題弄成你死我活。
《水滸傳》的作者對梁山好漢征方臘以後所處的悲慘境地的描寫，實際上是對不成功招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著對當時社會製度和傳統文化的批判，雖然這一點作者還不太理解。
《水滸傳》中渲染了招安的悲劇，這與它完成於明代中葉有關。明統治者對各種反抗鎮壓的嚴酷在曆史上是數一數二的。特別是明朝初年的洪武、永樂兩朝，不要說對被統治者的反抗，就是對統治階級內部鎮壓的恐怖也是駭人聽聞的。那些特別忠心的臣民，如對某皇帝稍有拂逆，往往下場更慘、靖難時的忠臣方孝孺、天順時期的於謙，都是令有心人扼腕浩歎的。在鎮壓人民的反抗時，明代統治者雖然也有時使用“撫”的一手，但是當他們有力量時，反攻倒。“殺降”是常見的。《水滸傳》作者也許有感於此，把宋江招安後的結局寫成悲劇性的，其所批判的不僅是招安，其中也包含了對於“忠”的觀念懷疑。
總之，招安是個複雜的曆史現象，《水滸傳》中的所寫的招安折射出的曆史現象更為複雜，對此，是很難用肯定或否定來判斷的。
6.餘論
宋代以後文書中基本上已經不用“招安”這個詞了，但在“水滸”一類作品的影響下，“招安”與《水滸傳》中其他反映遊民思想意識和性格情緒的話語構成一個係統，並被頻繁地使用著。
自《水滸傳》產生以後，造反者從這本書裏學習到許多東西，“招安”以及如何招安，如何通過招安取得更多的利益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實際上，《水滸傳》的作者在寫招安過程時，除了宋江是以至誠之心對待朝廷以外，吳用和許多梁山領袖，都是把招安看作是保存和發展自己的籌碼的。這一點我們從現實生活中的“梁山好漢”對待“招安”的態度中還可以看出來。當他們的力量還沒有強大到可以“招”正統王朝之“安”的時候，他們也是常把“招安”掛在口頭，成為結束對立或戰爭的代名詞，也是一種向統治者討價還價的手段。例如到了明代“招安”這個詞兒已經在官方文書中隱退（這與明統治者對民間反抗鎮壓更為嚴厲有關），而那些民間的造反者仍然常常模仿《水滸傳》而大談“招安”。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刑科給事中左懋第上給皇帝的《題本》中說“盜賊”李青山等竊據梁山“日日破城劫獄，殺人放火，而日日講講招安，以為玩弄將吏之口實”，並且研究如何“招安”。可見“招安”不僅在統治者那裏是弭“盜”之策，在“盜賊”那裏也成為一種鬥爭策略，所謂“打打談談”就是這一策略的發展。曾經被盜匪俘虜，在杆子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姚雪垠在小說《李自成》中很精彩地描寫了張獻忠如何用“招安”作為獲得喘息機會，聚集力量進一步大幹的手段。《水滸傳》中“招安”故事給民間武裝抗爭的影響也不完全是負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