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這種環境之中，清代文士大多不像杭世駿這樣天真，他們很知道自己的地位，什麼滿漢之別，夷夏之辨這個《春秋》上的大題目根本就不要談。經典上有的不一定都能在現實中討論。清代《春秋》特別是公羊《春秋》的研究起步晚，自乾隆中期以後孔廣森、劉逢祿始，龔自珍師劉逢祿，並有詩雲“東南絕學在毗陵”，把《春秋》之學視為“絕學”。可見《春秋》在清朝的地位。在杭世駿離京時老詩人沈德潛送行詩中有言：“鄰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灶炊。”（見《送杭堇浦太史》）這兩句表現出沈德潛這位年過七旬的老翁並不糊塗，雖然他此時正得到皇帝的寵眷，但心裏明白自己、也包括那些漢族士大夫在滿洲當家做主的朝廷是什麼地位。正像《韓非子》中講的那個故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日：‘不築，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雲。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同樣的話，皇帝自己可以說，而臣工們不能隨便說。雖然滿洲立國已有一百年，鐵血烽煙好像都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但是滿漢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而形成的那道鴻溝還是赫然存在，皇帝口頭上常說滿漢已經沒有什麼不同，鴻溝已經填平，實際上這種念茲在茲的做法本身就說明現實的嚴酷。沈德潛這些人世深的漢族官僚感到了這點，所以處處謹慎小心，他們才能全首領而歸（後沈德潛也因為編纂《國朝詩別裁》，死後還受到文字獄的追究）。
由滿漢問題延伸出來的是奸忠問題，清代老練的朝臣也很少談忠奸鬥爭。因為這很容易與滿漢之別掛起鉤來，甚至還會波及皇帝，因為在能幹的皇帝看來“上有昏君，下才會有奸臣”的，明君在上，洞察一切，下麵不會有大奸大惡的，因而不會有忠奸鬥爭。從這個背景出發，清代文學作品在反映忠奸鬥爭的文學作品較少，這與明代文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明詩，乃至明代小說、戲曲描寫當代朝政，刻畫忠臣前仆後繼與奸臣、權宦的搏鬥，特別具有感染力量。像嚴嵩一倒，王世貞的《鳴鳳記》馬上登台，受到館中的歡迎；魏忠賢垮台，李玉的《清忠譜》在各地演出，激起強烈的共鳴。還有大量反映現實政治的時事小說。清代作家們對於這類題材是回避的。例如乾隆間出現了特大奸臣和珅，他的貪和“奸”比嚴嵩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倒台也極有戲劇性，可是卻不見嘉慶、道光間的小說戲曲描寫這件大事，直到清末才在江湖藝人口頭在演說“劉羅鍋”（劉鏞）故事——《君臣鬥》中觸及到和珅。像清代最著名的兩部小說《儒林外史》、《紅樓夢》，雖然都帶有強烈的傾向性的，但吳敬梓把《儒林外史》背景放在明代，而且即使寫明代也不涉及當時的朝政；《紅樓夢》則是在書的開篇就要作“此地無銀三百兩”式聲明，說本書“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而且“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當然聲明不等於事實，但從聲明中也可以看到籠罩那一時代作家們心上的陰影。
民族壓迫成為文士心中的一個情結，時時會表現出來，這一點我們從吳翌鳳所編選的《國朝詩》中可以感受到。這部書編成於嘉慶元年（1796），距文字獄高潮的乾隆四十年代僅有十餘年。這部選集中有兩個陌生人，一為彭掇選詩四十六首，一為翁紹隆選詩四十九首。選他們詩僅次於清初大詩人吳偉業（五十一首）。彭、翁實際上是錢謙益、屈大均的化名。吳翌鳳還為彭、翁編造了字號籍貫，彭“字六吉，浙江常山人”；翁“字騷餘，廣西臨桂人”。如此費盡心機，隻是要把錢謙益和屈大均作品選人這個選本。錢謙益是乾隆皇帝最痛恨的明末清初的文人，把他列入《貳臣傳》之首，屈大均是清初民族感最強的詩。在他的詩集中表達對清統治者不滿的詩歌比比皆是。他去世後，其遺集兩次受到文字獄搜檢，他的名字也為當時人所忌，吳冒著身家性命危險，把他們詩編入自己的選本，如果沒有強烈的政治目的，那是不可想象的。
5.關於反映社會不公和黑暗的作品
滿漢矛盾、民族壓迫是清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但它又是最敏感的，文士們大多不敢輕易涉獵的。那麼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熱情怎麼能張揚呢？許多正統的文士認為沒有家國關懷就算不得讀書人。於是，他們把政治熱情轉移到關注一般的社會不公和民眾苦樂上，用我們現代的話說就是反映社會階級矛盾。這在清代反而不太犯忌，因為清統治者奉儒家思想為主導社會意識，儒家所主張的“興觀群怨”之說是這類作品的盾牌。隻要不“訕”及皇帝，描寫人民苦難、社會黑暗和揭露各級官吏的不法行為、表達人民的願望都具有合法性。康熙間一位熱衷於寫樂府詩的詩人沙張白，他說詩歌應該起到“獎正刺邪，諷諫規箴”的社會作用。應該成為“匹夫匹婦之心聲”（見《定峰樂府》）。
清代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其中的主流作品——詩歌就是以內容豐富取勝，它反映的社會生活麵極為廣闊，這一點為曆代詩歌所不及。鹹豐、同治間有位詩人張應昌編了一部大型清詩選名《清詩鐸》，選詩五千餘首，收錄詩人自順治期間的秦鏞、錢澄之起至同治間詩人止，共九百餘家。入選的作品絕大多數是反映社會問題的。編者把入選詩分為一百五十二類。我們從這些“類”的設置上便可以大概知其內容：如事關政治的有：“總論政術”“善政”“用人”“察吏”“官箴”“大吏”“奉使”“守令”“胥吏差役”“循良歌頌”“酷吏”“清廉”“貪黷”“權奸”“世祿”“仕宦”；事關軍事刑獄的：“刑獄”“盜賊”“兵事”“武功”“將帥”“兵卒”“軍餉”“軍器”“屯田”“邊防”“島夷”“懷遠”；事關橫征暴斂：“財賦”“米穀”“漕政”“漕船”“海運”“錢法”“鹽筮”“關征”“貢獻”“丈量”“催科”“稅斂”“力役”“科派”“擾累”“捕捉”“捉騾車捉船”；事關社會生產的：“水利”“農政”“田家”“樹藝”“蠶桑”“木棉”“紡織”“商賈”“淘金”“采礦”“采銅鉛鐵”“采石”“采木”“采薪”“采煤炭”“瘠土貧民”；事關社會動亂、百姓疾苦的：“會匪”“撚匪”“棚民客民”“左道”民變“弭亂”“流民”“鬻兒女”“鴉片煙”；事關災變的：“災荒總”“水災”“旱災”“風災”“雹災”“雪災”“雷異”“日食”“地震”“火災蟲災捕蝗”“伐蛟勘災查戶口”“賑饑平糴”“蠲免”。其它還涉及到各類人等、人品等，這僅僅是各類的名目，至於選人的作品，所涉及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更為廣泛、更為深入，把反映各種社會問題的詩作聚集在一起，把已經經過了二百年的清朝塗抹成漆黑一片，像這樣選本在曆代是不多見的。然而它也沒有受到統治者的追究。這部書的依據就是儒家主張。儒家認為由於詩有“興觀群怨”的作用，所以君王應定期到民間采詩。“鐸（鈴鐺的一種）”就是“上之喻下，下之達上”的工具。
詩人在關注和描寫社會問題時，注意不卷入民族壓迫這個大題目上去。這一點清初詩人就已有所警惕了。例如被當時詩壇領袖王士稹譽為“北宋南施”的施潤章即使寫當時江南民眾的抗清鬥爭和清兵的殺戮，也隻是客觀地展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如寫清兵屠戮婦嬰的《上留田行》用極簡潔的筆墨勾勒出極悲慘的一幕：“裏中有啼兒，聲聲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猶禦懷中乳。”至於凶手為誰，詩中並未點明。施潤章還從循吏的立場去描寫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告誡各級官吏不要過度剝削，否則老百姓會鋌而走險，相聚為盜。這類作品很多，如《彈子吟》、《竹源坑》、《海民行》、《牧童吟》等。其後吳嘉紀、沙張白、蒲鬆齡、鄭燮、蔣士詮、張問陶等都有大量描寫社會矛盾，但又不觸犯忌諱的作品。
清代皇帝平均水平畢竟較曆代高，特別是乾隆皇帝，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千古一帝”，他也認為詩歌應能反映民間疾苦。他主持的《唐宋詩醇》，所選六大詩人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遊，都有大量的描寫社會不公的作品。在選詩時也特別注意“多取其有為之作”（《唐宋詩醇·凡例》）。
對當代的詩人他也如此要求。當老詩人沈德潛退休還鄉時乾隆賜詩中有言：“別後詩裁經細檢，當前民瘼聽頻陳。”也就是要他奉旨用詩彙報民情。沈德潛未做官時本來就寫過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此時便更賣力一些，但沈德潛還是很會掌握分寸的。有時看來言辭激切，但是大多都是不會違背“聖衷”的。如《製府來》描寫兩江總督噶禮貪賄無藝，作威作福和最後垮台的詩中雖然寫了“破得百家產，博得百家歡”，“但稱製府來，小兒不敢哭”。把這位統治兩個省區的滿洲大員寫得窮凶極惡，而最後終究要歸結到：“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收製府，片刻不得暫停。”壞人倒了，功勞都是皇帝的，它的光輝無所不照！在野的詩人趙執信也曾寫過這個題材，噶禮倒台時雖然也是“比來神吏雲中落，眼見長蛟被收縛。雪牙血吻人不逢，始得悲愁化為樂”。但在詩的最後留下的不是光明的尾巴：
老翁老翁莫浪語，世事朝晴暮還雨。停歌罷哭無紛紜，看取兩家新使君。
雖然以往的“兩使君”是善惡各有報了，但以後“使君”怎麼樣呢？這不是寫給皇帝看的作品，自然就多了一份自由和思考。
沈德潛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對於民間的生活有所了解，寫來也很生動。如《曉經平江路》描寫災民流亡，其組詩《百一詩》涉及當時許多政治問題。如吏治問題，蘇州鬆江一帶糧賦過重問題，天災時期的平價糧問題；沿海鹽業政策問題，犯罪連坐問題等等。這些多是有感而作，詩中多有詩人自己的抒情形象。如《曉經平江路》中的“此意竟誰陳，氣結不能言”所表達的上告無門的悲憤；《百一詩》中所流露的“斯意當語誰？令我憂心病”不能去懷的苦痛：《論蘇鬆丁糧》中的“閶闔一何高，排雲聽誰叫”所作的呼籲都是感情飽滿政治詩。而寫給皇帝看的“政治詩”，在“政治”上多了一些安全係數，但在“詩”的成分上就少了許多。如《救饑行為家椒園侍禦作》中寫道：“方今聖人愛蒼赤，普天捐複俾安宅。海疆一角偏受災，日仄九重抱饑溺。”真是肉麻而枯燥。
菲主流社會政治行動與通俗文學
1.三教之外的“小說教”
還應該看到，清代是人口激增、歐風東漸、自然經濟和宗法製度逐漸解體、遊民泛濫時期。清朝康熙五十年為了推行惠民“仁政”，決定自此年之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這看來是“惠民”的政策，一下子打開了濫生的閘門，人口達到封建社會的頂峰。十九世紀中葉人口增加到四億（一百多年間翻了四番），每戶農民的土地占有量降到十畝以下，而生產率沒有多大的提高。向其他經濟領域（如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等）的發展，又受到製度、法律和習俗的限製。於是大批的無地的農民，脫離了宗法、離開了農村，成為了遊民。遊民生活在生死的邊緣，為求生存爭發展，他們與主流社會的矛盾十分尖銳。
遊民的激增和成熟，遊民的組織化過程加劇，各種遊民組織活躍，如天地會、哥老會、青幫、紅幫、在理會等等。他們在統治階級力量強大時處於秘密狀態，當統治力量式微時，他們逐漸出於地麵，處於半公開甚至公開狀態，向社會秩序挑戰。遊民還成為各種秘密宗教的領袖或骨幹，這種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秘密教門在清代僅見於檔案記載的就有一二百種之多。這些都構成了足以挑戰主流秩序的隱性社會。隱性社會人們第一訴求是生存訴求，也就是要吃飯。可是在專製社會中下層社會人們一切主動的訴求都有可能化為政治訴求。因為統治者不允許人們產生主動訴求，一切隻能由統治者“給”，如果你“要”就有製造動亂之嫌。因此哪怕是最卑微、最簡單、最合理的要求都會演變為政治鬥爭，而在政治鬥爭中通俗文藝作品起了很大作用。
宋代以後對民間有廣泛影響的還應是通俗文藝作品。清代學者錢大昕在為顧炎武的《日知錄·重厚》作注時說：
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
這一點清朝統治者也有所認識。早在順治九年（1652）就正式下令禁止“瑣語淫詞”。清學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演義小說》中總結說：
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準，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議準，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徙。乾隆元年（1736）覆準，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輯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1802），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準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禦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喻旨不得令胥吏等借端坊市紛紛搜查，至有滋擾。十八年（1813）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對於《水滸傳》這樣具有煽動性的通俗文學作品還有專門禁焚的命令。如乾隆十九年（1754）議準飭直隸總督巡撫學政要嚴禁《水滸傳》一書。鹹豐元年（1851）七月鹹豐皇帝對軍機大臣。四川、湖南幫會起事是受到《性命圭旨》和《水滸傳》的影響，說它們“蠱惑愚民，莫此為甚。並著該督撫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銷毀”（《清文宗聖訓》轉引自王利器《耐雪堂集》）。清代點名嚴禁的通俗小說（包括唱本）就有數百種之多，直到清同治、光緒間江湖還曾大規模地嚴禁小說、唱本。如果說對於詩文等正統的文學形式還有點區別對待的味道的話，那麼對於通俗文藝作品清統治者隻有打壓、禁焚。
2.秘密結社的教科書
從當時統治者角度來看，這樣做也不是全無道理，通俗小說廣泛影響及其獨特的思想意識是與當時的社會動亂和社會運動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水滸傳》一類具有遊民意識的小說、戲曲很有挑動力。清初建立的反清的秘密會黨——天地會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基本上來自三部小說——《三國誌演義》、《水滸傳》、《說唐》。從“忠義”到“替天行道”，從“桃園三結義”到“梁山聚義”直到通俗小說中的英雄形象都成為敢於造反的好漢們的精神力量。連受到西洋天主教啟發而造反起事的太平天國運動也不例外。如施建烈的《紀縣城失守克服本末》中就說“偽翼王石達開，故永安州書吏自號小宋公明”（轉引自《耐雪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