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著電視上“皇帝戲”的火爆，《四庫全書》就要隆重出場了（兩者表現不同，病根則一），不僅文淵閣本的《四庫》由鷺江出版社重印，而且，文津閣本也由商務印書館以精裝和線裝兩種形式影印出版。真是不知道這是出版界的盛事，還是學術界的悲哀。
《新京報》於1月22日以“學者解析影印《四庫》三大問題”為題，發了專題報道。第一個問題就是“《四庫全書》是否有價值”？三十年代，魯迅先生說過：“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病後雜談之餘》）這本來是極平實的論斷，學術界中如果不是對“我大清”抱有特殊感情的，誰都會同意。現在卻有人說，過去的政治評價多“從現代的政治觀、民族觀來要求，這是以今律古，今天我們應該從文化價值、曆史發展和學術價值等方麵來研究和看待《四庫全書》”，要求“為《四庫全書》正名”。這真是奇談怪論，匪夷所思。清統治者的“變亂舊式，刪改原文”是破壞了原書的真實性、可靠性，給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誤導，難道指出這一點就是從“以古律今”？是不是從“文化價值曆史發展和學術價值”的角度來看，經過了這種“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就特別正確了呢？
《四庫全書》所收古籍許多經過篡改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與清代統治者利益密切相關的明代人的文學和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庫》的編纂者對於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盡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篡改。我們不妨舉些例子來說明問題。如大家都熟悉的嶽飛《滿江紅》名句“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於是《四庫》館臣把它改為“壯誌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張孝祥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描寫北方孔子家鄉被金人占領：“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陳亮的《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詞雲：“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恥臣戎”犯忌，改作“一個半個挽雕弓”。最讓人奇怪的是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中的“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奇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說是他的尊稱。這兩句的格律也應作“仄平”，兩個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為“宋主”並不涉及音律問題；“寄奴”二字也與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虜”等了無關涉。那麼為什麼還要改呢？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用小名稱呼帝王，被做慣了奴才的《四庫》館臣看到就感到別扭，因此即使沒有“違礙”之處也要改。這是多麼自覺的奴才的態度！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裏麵，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後雜談之餘》）。難道如此分析就是“以古律今”嗎？如果我們要按照《四庫》館臣的改本去了解和認識宋詞不正是會得到魯迅所說的結果嗎？我想麵對著如此亂改的古書，讀者是懂得應該如何對待它和如何評價它的價值的。（對於編纂《四庫全書》的全麵評價有興趣的還可看看陳四益先生的《四庫四記》——收在他的《丁酉四記》集中）
再說一下印《四庫全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上海古籍出版社打算重印《四庫全書》，到北京來征求意見，在文學所開過一個小會。我參加了，表示讚同，但建議他們不要再印台灣商務印書館已經印過的文淵閣本，印文津閣本較好，因為兩個本子有差別，文津閣本平時也難得一見。文津閣本藏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能嫌麻煩，又急於出書，結果是影的文淵閣本。應該說出版《四庫全書》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經過文革浩劫，古舊書損失極大。改革開放後又辦了許多高校，很多文科科係缺少甚至根本就沒有古籍。《四庫全書》把三千多種古籍按照經史子集編排在一起，給讀者提供了許多方便。上海此舉也有臨時救渴之意。至今已二十餘年，也已售罄多時，但上海古籍之所以遲遲不再版，我想可能是考慮到出版《四庫》作為救急的權宜之計還可以，長久地把它當作一件學術工程去做恐怕會貽笑學術界的。何況二十多年來各種古籍出版了多少新的整理本、校點本、箋注本，可以說是成百上千。上海占籍、中華、嶽麓、齊魯等專出古籍的自不必說，就連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的《新世紀萬有文庫》六輯所收的經過校點整理的古籍就有一百六七十種。那些影印的各種類型古籍叢書品種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所用多是足本、善本或新的整理本，遠遠超過《四庫》的成就。可是由於沒有被媒體注意的賣點，人們很少知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