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範文程提出了按照原來的簿冊征收賦稅去收攬人心的建議。明朝末年，賦稅不斷增加，如遼餉、練餉、新餉、召買等等，名目繁多，老百姓不堪重負。農民起義軍進城後，燒毀了征收簿冊。而萬曆年間的舊冊卻得以幸存，但其賦稅數額則比現行的要少得多。於是，有人建議責成有關部門另造新冊，範文程堅決不同意，他說：“即使以此為額，猶恐老百姓難以承受，豈能有更多的過分要求呢？”清政府也就聽取了他的建議，這樣就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政府與百姓間的矛盾得到了進一步地緩和。
另外，範文程格外注意賑濟安排那些鰥寡孤獨、無依無靠之人。
上麵說到的每一種措施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使明朝遺民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尋常百姓，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對清廷的敵意，使一觸即發的反抗情緒大為化解，從而使大局穩定了下來。這些措施確實起到了不可小看的效果，就說抗清名將史可法遠在揚州，在給南明福王上書的時候，就不得不發出了感歎：“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複之無期，而偏竟未可保世！”
順治二年平定江南之後，為了確保長治久安，範文程建議開科取士，網羅人才。他說：“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請再行鄉、會試，廣其登進。”清政府接受了該建議，規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舉行鄉試；每逢辰、戌、醜、末年，舉行會試。這個措施的執行，讓那些皓首窮經的知識分子們終於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獲取了他們的普遍好感和擁戴，認為清皇帝乃“聖明之主”。出於感恩戴德的心理，這些人為清廷提出了不少治國良策。知識階層為一個民族的靈魂所在，其態度的轉變，必然會對整個民族的心態產生潛移默化作用，從而決定人心所向。抓住了整個知識人士的心，也就差不多擁有了全民的心。文程正是從優待知識分子著手，以獲得整個民心。每每都是他出謀劃策，可謂是範文程見識卓越，獨特見解，不同凡響。
清統治者在剛開始建立江山的時候，都能虛心接受良策，因此範文程的才幹得以盡情發揮。然而，隨著清統治地位的日益鞏固，其統治集團的最高決策者便頭腦發熱，自以為是，甚至倒行逆施，和範文程所力主的“安撫百姓”的既定國策背道而馳。
在對“（剃）發令”的態度上，範文程與清廷當時的實際決策者多爾袞意見相左。
清統治者在中原做了主人之後，要求各族人民都要按滿族的傳統發式，男人將前額剃光。把剩下的頭發梳成辮子，垂在腦後，而漢族成年男子曆來是束發綰結於頭頂的。加之士大夫們又囿於“身體膚發，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觀念，認為剃發是萬萬使不得的。其實，發式本是個社會習俗問題，剃與不剃並不是什麼至關重要的大事。如能采用適當的方式善加誘導，很可能會相互效仿，逐漸風行，成為時尚。但如將其作為政治標準，且在時機並不成熟的情況下，把剃發視為是否臣服的象征而強迫執行，結果隻能適得其反。事實上，早在清初入關時，就曾下過剃發令。導致“人情恐怖，逃去者不下幾千、萬人”。由於當時還沒有站穩腳跟，多爾袞所以才沒有辦法而收回了命令，一場社會動亂才免除了。然而到了順治二年，清統一全國已成定局，多爾袞便誌得意滿，認為奪取天下易如反掌，完全可以為所欲為，恣意而行了。加之一些主動剃發以示效忠的漢族官員如馮銓、孫之獬之流，也積極迎合多爾袞的意圖，慫恿重頒剃發令。這些漢官如此熱心“薙發”，也有其苦衷。據說，清入關後，皇帝臨朝時，滿大臣與漢降臣分別作為一班分列於宮殿之下。進士出身的明朝降官孫之獬，為了向滿族主子討好，主動剃了發、並穿上滿人的窄袖短衣，擠進滿班，卻被滿班請了出來。他隻好訕訕轉入漢班，結果漢班也不容讓他入列。他羞愧不堪，便上書說：“陛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製，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屈從漢人，非漢人服從陛下也！”於是，清朝才決定再次頒布剃發令。消息傳出，滿朝嘩然。禦史大夫趙開心責備馮銓、孫之獬等是“貪位固寵之輩”，推行剃發令是“阻人歸順之意”。但是，多爾袞一點也不去管那麼多人的反對，竟悍然下令：“複有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已定地方人民仍有明製，不隨本朝製度者，殺無赦！”
剃發令進一步地強製實施使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驟然發展到了“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地步，當時的局麵讓人想象不到。本來是已經平定的江南，此時又“人心始搖，紛然四起”，人們“毀棄身家，上滅宗祀，斷頭碎骨，浩然不顧”，紛紛抗命。清統治者也舊病複發，恢複了其奴隸主階級出身的殘酷本性，窮凶極惡，血腥鎮壓，燒殺掠搶，無所不為。範文程看著自己用心良苦地爭取了大半生的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局麵被今天一個這樣的局麵所取代，心裏怎麼能不傷心難過，怎能對那些統治者不去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