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評語是說湖南人的，這些對世人來說更是耳熟能詳的，比如：“湖南人流血不流淚”。又比如：“中國有三個半人，兩廣人算一個，浙江人算一個，湖南人算一個，山東人算半個，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些。”為贏得這些讚譽，湖南人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這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辦法比的。
如果我們從整體來看湖南人，我們有何觀感？作為一個種群，一個長期在蠻荒地帶拓展生存空間的內陸種群，由於氣候潮濕、環境閉塞、資源匱乏和風俗蒙昧，湖南人並非得天獨厚，從一開始他們就必須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從艱苦貧窮之中找到樂趣。古人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無法在天時、地利兩方麵與外省人抗衡，便在人和方麵大下功夫，他們抱成一團，結為一個整體，他們還特重家鄉觀念，視老鄉為兄弟姐妹。湖南人習氣較重，頗有點“義”字當頭，有萬死而不辭的意思，湘軍能征善戰，敢紮硬寨，打死仗，與此有重大的關係。
湖南人喜歡吃辣椒，號稱“天下第一”，其“辣”字訣的極端表現是：辦大事快刀斬亂麻，作風極為淩厲；對敵方心狠手辣，不留絲毫餘地。
“人類曆史歸根到底是偉人的曆史。”
英國哲學家卡萊爾這一明確的觀點長期以來不為一些曆史學家認同，但證諸古今，如合符節，很少有什麼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偉人好比是一麵清晰的鏡子，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理性與瘋狂、進步與反動。
中國渴望與世界接軌，渴望富強發達，成為東方的醒獅和巨龍。然而，如何才能猛醒和騰飛？從何處才能獲致那句“芝麻開門”的秘咒？近百年以來，湖湘雄傑一直為這個想法所魔魘，曾國藩等人無不念茲在茲，思之良苦。自從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直到現在，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一波三折，曆史提供了許多的血淚相和的教訓，這是後人不應該輕易忘掉的前車之鑒。
知人而論世，論世而知人，這是很不容易的！盡管那些高瞻遠矚的一代天驕與湖南這方水土息息相關，但他們並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國這個大擂台上，他們都是重量級的角色，好比是一道風景線，展示在人們的麵前。
對於曾國藩這樣的人，人們對他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的。有一句話是這樣來評價他的：“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
近年來，人們對曾國藩的評價也算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曾國藩表揚的有，對曾國藩斥罵的也有，早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就有人責罵他殺人過多，送其綽號“曾剃頭”。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以致曾國藩也覺得“內咎神明，處咎清議”，甚至陷入四麵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辛亥革命後，一些革命黨人說他“開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遺臭萬年的漢奸，建國以後的史學界對他更是從頭罵到尾，斥為封建地主階級的衛道士、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漢奸、賣國賊、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等等，對他進行全麵的否定。曆史是各種複雜因素的有機組合體，曆史人物也是如此，對複雜的曆史人物予以簡單、片麵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觀的，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曾國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對他的評價也相對客觀。隨著有關曾國藩的小說和傳奇故事的出版，越來越多的人對曾國藩產生興趣，他們希望能透過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地了解曾國藩的學識、見解和主張，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窺見他的內心世界。
而有些人說曾國藩活得很累，為什麼會這樣說他呢？看看這四條理論就可以明白。曾國藩在生時便有“中興名臣”之譽。他死前的兩年，也就是他60歲生日的時候，年輕的同治皇帝賜他“勳高柱石”的匾額。這可視為官方對他一生事功的評價。他死後30多年，社會對他的評價突起變化，罵他為滿虜的忠實奴才、漢人的不肖子孫，到後來更將他釘死在“漢奸、賣國賊、劊子手”的恥辱柱上。但是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1.做官、打仗、理教案
當曾國藩在京師做官的時候，他以禮部侍郎的身份兼任過刑、兵、工、吏4個部的侍郎。中央6個部，他做了其中5個部的副部長，最多時一個人兼顧三個部。後來回湖南創辦湘軍。湘軍是國家正規軍事體係外的民兵組織，政府既不給糧餉，又不配備幹部，一切都要靠他這個團練大臣自個兒來苦心籌措。朝廷對湘軍的期待也隻是保證境內民從安定而已，但曾國藩偏偏要把它做大做強。在正規部隊的嫉妒和打壓中，他咬緊牙關訓練出水陸兩軍萬餘人馬。打下武漢後又主動請纓，做出三路人馬沿江東而下直衝南京的部署，為湘軍爭來了國家主力部隊才能得到的項目。他為此拚搏了10年，付出了平常人難以想象的代價。南京打下後他已衰疲不堪，但還是硬著頭皮接受打撚軍的任務，與撚軍轉戰兩三年，弄得身心交瘁，無功而返。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發時，身為直隸總督的曾國藩請病假在家休養。處理教案是樁很棘手的事，不管如何去辦，都難以取得好的成效。這個情況曾國藩是清楚的。既然自己屬於養病期間，完全可以順利地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別人去做，但是曾國藩為大局著想，還是立即就上路了，臨走的時候他將預先寫好的遺囑交給了兩個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