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與寬恕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在清朝時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曾國藩對人對己都重視敬以持躬、恕以待人的敬恕精神。為什麼要敬要恕呢？他認為，尊敬人和寬恕人是做人之道，立德之基。能敬，則心誌堅定而不放蕩；能恕，則不為一己私利所蒙蔽。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早年在京城為自己製定的身心性命修養的日課表上，第一條就是“主敬”。曾國藩還將“恕”列為後代必須遵循的“八德”之一，“三致祥”之一。
曾國藩的文化性格，就是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各種美德。曾國藩天資平平，一生事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勤勉守恒所致。勤於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異勳；勤於學業，故得以遺存著述卅卷；勤於修身，故得以被家族後人尊為楷模；勤於教子，故得以使晚輩桃李成陰。曾國藩說：“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他認為，勤如天地之陰氣，立身居家，做官治軍，都是依賴陽氣鼓蕩。勤則興旺，惰則衰頹。所謂勤，就是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勤字功夫，一是要早起，二是要守恒。因此，他推崇早起，把早起作為第一要做的任務，認為治理國家要以不晚為起為本。
節儉廉潔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中華民族所提介和發揚的。儉廉人生在世，需要長相廝守的東西很多，居家過日子，最重要的莫過於守儉；做官忙事功，最重要的莫過於守廉。一儉二廉，自然成了曾國藩約束家人的道德規範。他自己首先親身體驗，努力實行。終身自奉寒素，清淡度日。他說：“曆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廉需儉養，儉因廉生。所以，他反複強調做官以不要錢為本。做官而不發財，是守廉的基本之義。一旦決意從政，就要斷發財之念。不貪財，不苟取，是曾國藩為官之信條。在當時的那種曆史背景下，能有像曾國藩這樣清醒的認識和清楚的交代，反映了曾國藩遵守傳統道德的封建士大夫風貌。
中國人向來都喜歡謙虛謹慎，曾國藩更是這樣的一個人。怎樣識別謙與不謙？曾國藩指出：“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麵色，曰言語，曰書函，曰仆從屬員。”這就是說，謙謹是存之內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麵色。看一個人是否謙虛謹慎，一看麵色就知道，那些習慣於自以為是，頤指氣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誰的麵色，目光咄咄逼人，讓人難以接受。二是言語。言語是思想的外殼，驕橫的人並沒有在額頭上寫上驕橫二字，但言語之間透出的橫氣、霸氣，卻讓人感到難以接受，因之欲要謙謹，必得言語溫婉。三是書函。言語一變成文字，就白紙黑字了，所以落筆亦慎，用詞亦圓融，不要口氣太大。四是隨員。為官不但自己要謙謹，還要讓隨員們學會謙謹，有的隨員頗有氣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亂幫倒忙，毀了主子的名聲。所以在選擇帶隨員的時候一定要謹慎，管教隨員的時候也要嚴格。
曾國藩的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在湘湖士人性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方麵，湘湖之地由於遠離中原發達地區，地僻民窮，其地理自然條件比中原地區具有更大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苦創業中，鑄造了楚人倔強、執著的地方性格和獨特民風。近世湘湖士人勇於任事、敢於犧牲的堅韌性格即由此而來，在曾國藩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另一方麵，兩宋以後，湖南成為“理學之邦”，儒家思想成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曾國藩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經過儒家文化的長期熏陶，理學觀念的艱苦修煉，遂又體現出儒雅的、圓融的、高度教化的一麵。曾國藩將兩方麵完美地融會在一起，於是就有了適應當時特定環境的儒雅的“血性意誌”和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