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時常遇到初次謀麵的朋友問我是“搞什麼的”。對此，我總是無言對答。現在的學術界分工很細，問你是“搞什麼的”，實則是問你專門研究什麼，而且大多指一些小的門類，如曆史學中的斷代史、國別史，甚至更細的如個別人物或個別事件的研究。我走的是雜家之路，文史哲藝，古今中外，都想摸摸，寫作麵也較為廣泛。如果按照時下的專家型人才的標準來衡量，我自認為可能什麼都不搞，什麼都不是。如果強而作答，也隻能答非所問，說自己是學問中人，搞的是人文科學。
在今天這個時代，走雜家路很有些不合時宜。姑且不說雜家所付出的勞動多少，難度多大，僅就為社會理解而言，就有諸多不便。你涉足的領域多，實際上也就等於你涉足的每一個領域都有可能把你當作圈外人，甚至還有可能對你產生誤解。這些年，我寫過不少關於馬克思的文字，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我是靠馬克思吃飯的；寫過一些古史考證的文章，許多人又以為我不問現實，隻會在故紙堆裏討生活；近兩年，由於對儒學複興思潮持批評態度，知識界的朋友又將我看作傳統的叛逆，數典忘祖。最令我難堪的是，拙著《神論》出版，那些自以為是徹底的無神論者的人說我為宗教辯護，與傳統的信仰體係不合，而宗教界的人士對於我將上帝信仰當作文化現象來研究又很是憤慨。我的拉丁文老師馬香雪先生來信，拐著彎子罵我是尼采之流。馬先生篤信天主教，對我錯愛有加，一部《神論》使老人家如此動氣，至今想起來仍深感愧疚。
我平時很少出門，亦無意擠進與自己相關的學術圈子，加之久居湘潭小城，與外界缺乏疏通，所學所思不為學界師友理解，自是情理中的事情。況且，學問之事也不一定在乎有無圈子，更不應該汲汲於社會評價。但是，學問又並非純粹的個人行為，特別是思想性的文字直接關係到對他人心智的影響。如果作者的角色不明，學思不為讀者所認識，其文字所產生的效果，很有可能悖於作者本人的初衷。再者，盡管我的文字盡可能直截了當，不作玄論，但由於某種原因，又多少有些半是廬山半是霧。識者自能讀出其中大意，不識者或許以為同樣是些官樣文章。鑒於此，覺得有必要在這裏將自己的學思所及，揀其大端作一簡單的交待。
（一）
我出身窮苦人的家庭。父親幼時出家，三十幾歲才還俗家居，早已喪失勞動能力。母親年輕時亦不曾勞動，還裹上一雙小腳。他們的結合，無疑為往後的生活寫下了悲劇的底本。我兄弟姐妹五人，從呱呱墜地之日起，誰也沒有享受過童年幸福的滋味。
貧窮能使人奮進，但如果缺乏奮進的起碼的物質條件，又隻能被貧窮所扼殺。我的家庭大概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所以我的哥哥姐姐大多是文盲。其實，他們（弱智的妹妹除外）都有很好的智力，修養亦佳。特別是家兄，記憶力特強，可以過誦不忘。隻因家貧如洗，初中念了一年便被迫休學，白白地浪費了一個人才。唯有我例外，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念下來。按照當時的家庭條件，我也是本該休學的，隻因“命運之神”的偏愛，才把我一直留在學堂裏。
“文革”破四舊之前，農村常有一些遊方的相命先生。看相算命，酬勞不多，一個雞蛋的錢足矣，所以每逢有相命先生來，母親都要為我算命，俗稱“看八字”。或許我從小就有一種讀書人的氣質，所以每位相命先生都說我非平常小兒，乃是天上的“文曲星”轉世，還說犯有“水星”，不可戲水。所以從那時候起，家裏對我格外照顧，即使揭不開鍋，也要想盡辦法送我上學，生怕辜負了上蒼的一番好意。而且，對於這“文曲星”轉世的說法，我自己亦深信不疑，還頗為得意。
兒時的天真，在今日看來，不免有些滑稽。但在當時對於我的學業，卻是一種動力和鞭策。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抱定這樣的信念：自己是文曲星，學習成績就一定要是最好的。再者，由於把自己擺在超凡的位置，在學習中也就自然有一種莫名的自信。所以，在中小學階段，成績一直是全班最好的，老師們也格外偏愛。其實，這並不是因為我確有什麼過人的天資，而完全是由於相命先生的預言所致。我後來常常想，如果沒有這“文曲星”的預言，無論如何，我是不可能進大學的。
這段往事對我人生的意義，還不僅僅在於它把我送上大學，走上學問這條路，更重要的是它為我打開了思想的大門，使我後來對於人類事物的理解，有著不同尋常的進路。而促使我將這兒時的往事同對人類事物的理解聯係起來考慮的，則是大學畢業後讀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利斯的作品《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殺父娶母，命運極其悲慘。但這完全是神託所那該死的預言造成的。假如其父不到神託所去，俄狄浦斯就不會一生下來便棄之荒野，更不會一步步走向罪惡的深淵。他的遭遇並非是命定的，而是預言所導致的結果。即是說，預言本身就含有其實現的可能性。因為，預言一旦說出，就在很大程度上規範著人的行為，並驅動著人們向著它所預言的結果逼近。換句話說，預言所預言的結果，並不是前定的，也不是由某種必然性所決定的，而是因為預言本身虛設一個目標，從而驅動人們向此虛設的目標邁進，使虛設的東西變為現實的。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讀完《俄狄浦斯王》之後，眼前豁然一亮，似乎人世間關於社會曆史的大道理，一下了全都明白了。再聯係自己兒時的那段往事，更覺得道理原來是如此的簡單（當然，如果沒有自己的親身經曆，即便讀了這一悲劇作品，恐怕也不會獲致上述認識）。盡管自己的命運同俄狄浦斯王大不一樣，但道理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預言產生的效果。實際上，此類事情在人們的生活中並非少見，隻是很少有人作過理性的思考，更難以將其同社會曆史中的理論問題聯係起來考慮。
人類喜歡預言，並因預言的需要而格外重視必然性，就人類精神生活而言，均有著某種積極意義。但是如果將其貫徹於社會曆史領域，用以指導人們的政治經濟生活，則是弊大而利小，甚或帶來禍害。原因是，它把虛設的目標當作命定的終極，並鼓動人們為之而奮鬥；它把曆史的行程按照機械論模式予以安排，似乎每一步驟每一階段都是必然的，而不問曆史究竟該怎樣發展才是合理的，更不問在曆史的必然性中，人作為曆史創造的主體該處於何種位置。在這樣一種神秘的話語裏，不可能有曆史主體的自覺，亦不可能按照曆史規律從事社會實踐，一切都是盲動的，預言的設想者指向哪裏，人們便奔向哪裏，而不明他們企望的福地很可能就是深淵。
此種認識，無異於打開一扇天窗，使我既看清了理論，亦多少看清了現實。多少年來，人類難道不正是由於不明預言的欺騙性而自設陷阱嗎？所謂曆史的必然性，或日曆史的選擇，不正是現實生活之困厄的思想根源嗎？也正是從這裏，我開始重視曆史必然性與多樣性的研究，並對以往的所謂社會形態理論提出質疑，於是就有了1988年前後一組關於曆史理論文章的寫作。這一組文章是我學術生涯的起點，盡管文字不夠老練，觀點也有欠成熟的地方，但見解之新、筆鋒之銳，卻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我自己也就由此而走上了思想探索之途。
（二）
兒時的往事和《俄狄浦斯王》之所以能為我打開思想的窗戶，還得惠於我當時所從事的專業。大學期間，我學的是曆史專業，畢業留校後，講授世界古代史。在曆史學中，世界古代史的理論性最強。本世紀30年代以來，理論界有關社會形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都同這一學科直接相關。記得留校後的當年，即1982年，我給本科生講授這門課程，就覺得許多問題講不清。課程涉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奴隸製社會類型等問題，在此之前我都沒有接觸過，逼得自己不得不作些思考，同時找些相關的材料閱讀。可是，對有關的討論材料了解的愈多，自己反倒愈是糊塗。各家說法，歧見紛紜。然而，也正是通過對以往討論情況的了解，使我隱約地感到，相關的問題絕非僅僅是純學術上的，而是直接關係著當今人類社會特別是東方社會的現實問題。半個世紀以前，無論是馬劄亞爾的說法，還是斯大林的欽定，其實質均在於給現實的東方社會作曆史的定位，或者說是如何看待現實中的東方社會同其古老社會形態之關係問題。隻是我國理論界的前輩們不明白其根柢，枉作章句之學，爭論來爭論去，總是在經典語錄裏打轉轉，完全偏離了問題的根本所在。
雖然有了上述認識，但如何解答，尤其是如何將這些理論問題同本世紀的東方曆史聯係起來考慮，則不是一件易事。特別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同五形態及奴隸製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更使自己無從下手。教科書上說，人類曆史必經五個發展階段（或日五種生產方式），每一階段都是必然的。因之，欲解答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必須首先突破五種生產方式模式，同時揭破奴隸製社會的神話。時至今日，我敢說自己已經有了較為係統的看法，但在當時，這些問題如同一團亂麻。如果不是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是很難達到今日之識見的。而這其中，使我受益最大的是學術界對五種生產方式說的駁論以及對奴隸製社會問題的質疑。特別是我在北京讀研究生的三年時間裏，學術界就這些問題的討論十分活躍，許多學術觀點使人耳目一新，而且我自己在專業（希臘羅馬史）之餘也撰文參加了這場討論，頗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發表於《光明日報》的《社會形態理論與曆史規律辨異》一文。
但盡管如此，其中許多重要的關節仍然沒有打通，學術界的討論雖然熱烈，但工作卻是比較粗糙的，情緒化的成分多於理性的分析，許多問題尚待進一步的研究。比如，如果否定作為一個社會形態的奴隸製社會，那麼又如何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怎樣看待古代社會各民族普遍存在奴隸製之現象？如果不承認五種生產方式說，那麼又如何看待前資本主義社會各民族的曆史，尤其是如何看待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的”、“古代的”、“日耳曼的”生產方式的論述？特別是，如果以往的曆史理論模式確有問題，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一直能夠禁錮著人們的思想，難道僅僅是因為斯大林的欽定之所致？
為了從這樣一些疑惑中走出來，我決定從兩方麵著力，一是鑽研西方曆史哲學，二是靜下心來讀馬克思的原著。前者是為了從思想史的角度探討人們的思想誤區究竟何在，後者則是為了弄明白馬克思他老人家對這些問題究竟是怎麼看的，為什麼以往的研究者都是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據，其結論卻大不相同。這兩方麵的工作均有相當大的難度，特別是對西方曆史哲學的研習，所花去的時間和精力實非常人可以想見。研究生畢業後的幾年裏，我每天的工作時間一般都在十四五小時左右。那時候，住房狹窄，書房兼臥室隻是一間六平方米的鬥室，書架沒處擱，隻好將一個放在書桌上。盡管條件差，但那幾年是我最為充實的幾年。滿屋是書，麵壁而坐，不停地讀，不停地寫。雖然外界不無幹擾，但心思所係始終是這六平方米的鬥室。
通過幾年麵壁的苦讀與苦思，終於從學理上打通了上述疑惑的關節，且獲得了始料未及的一些收獲。一方麵，西方曆史哲學的梳理，使我明白了近代西方人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終極關懷之執著的原因所在及其與本世紀東方曆史之關係。這就是，西方人主客二分的哲學傳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上帝信仰，直接導致了人們既將社會曆史作機械論或目的論的看待，同時又不免以此種曆史思維模式實踐於社會的改造與重建。而這，既是曆來理論的病根所在，亦是東方民族現代困厄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麵的收獲便是對有關人類曆史進程的理論問題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具體說便是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製社會乃至資本主義萌芽諸問題有了一種新的理解。雖然我不敢說，自己的理解就是完全正確的，但畢竟給出了新的解答。這其中，有些問題有較為係統的闡述，有的則隻是粗略的論及，未能作出細致的回答。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學術界爭論了很長一段時間，但爭論的焦點始終隻在萌芽於何時的問題，很少有人想過有無萌芽或能否算得上萌芽的問題。黎澍和顧準兩先生分別於50年代和70年代有過質疑，但亦未曾展開。照道理，對於這樣的問題，自己理應多作些工作，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麵展開討論，但因近年自己所欲解決的問題太多，需讀需寫的東西太多，故始終沒能把這一工作做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