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於馬克思的研究，自己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對原著的闡釋。所以從形式上看，好像仍然沒有擺脫語錄之爭的傳統。但我自認為，同我國學術界以往的研究狀況相比，我的工作有著本質的不同。以往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是純粹的經典注釋，並限定在五種生產方式的傳統模式裏。而我則試圖突破這一模式，並將其同本世紀東方民族之命運緊密聯係起來。也可以說，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製社會諸問題的研究，學術旨趣並不在於重新注釋經典，而是通過經典注釋為現代的東方社會作出恰當的曆史定位，並進一步追問東方民族的現代困厄之原因。
也正在我從事上述工作時，國內學術界掀起了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這對我來說，既是一個新的領域，又是一個完善已有見解的極好機會。90年代初，我主持和承擔了幾個國家社科課題，都是關於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方麵的。如果說，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看法隻是他當時的世界曆史理論的一部分，那麼晚年的探索，重點則完全落在東方社會，即便有關西方曆史的《曆史學筆記》，也是為了解答東方社會問題，確切說是為了對俄國的前途問題作出回答。由於過早的去世，馬克思的晚年探索沒有留下結論性的思想成果。雖然他從情感上傾向於俄國應該跨越“卡夫丁峽穀”，即勿需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而直接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他老人家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論說明。而且，馬克思晚年所麵臨的理論難題，當時並不為外界所知曉。也就是說，後來的俄國革命完全是在不清楚馬克思晚年探索的情況下完成的。這樣便勢必引出如下幾個問題：第一，對於俄國社會乃至東方其他民族來說，資本主義這一社會階段究竟能否跨越？第二，當時俄國理論界所信奉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表述的曆史理論，而馬克思晚年一再強調，《資本論》關於社會形態變更的理論隻適應於對西歐社會的分析，並非具有世界曆史的普遍意義。即是說，俄國革命的理論基調是否符合馬克思的意思，恐怕有待重新認識。第三，馬克思在中青年時代所創立的世界曆史理論，為什麼他自己認為不能用來直接指導俄國的革命實踐？或者說，馬克思晚年難於就俄國問題作出理論說明，其難點究竟在哪裏？
這些問題不僅僅隻有學術史思想史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關係著我們該如何看待本世紀東方各民族尤其是俄國和中國的曆史實踐。特別是，當把這些理論上的難題同這些國家的百年曆史之路聯係起來考察時，更覺得意味深長。
不可諱言，除少數幾個國家或地區外，本世紀東方各民族的曆史並非燦爛輝煌，多有不甚理想之處。為何會出現此種局麵？實在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如果說，本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所思考的重點在於是否可以引進西方思想以改造民族舊文化之問題，那麼世紀末的今天，思考的重點應該是，我們全盤引進了西方思想（盡管經過俄國這一中轉站），為何民族的現代化遲遲不能啟動？為何21世紀的前夜，我們在諸多方麵同西方世界尚有著很長的一段距離？難道這僅僅用人口多底子薄所能說明？
確切說，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並非在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之後。早在80年代中期，甚至在大學時代，自己就常常被這些問題所困擾，並深受當時知識界各種思潮的影響。但是那時候，隻有疑慮或淺層次的認識，沒有上升到思想的高度。隻是在研究馬克思晚年思想之後，才有了真正的覺悟和識見，而且能夠循著幾條新的思路進入問題的深處。這幾條思路是：
將人類的終極關懷同理想社會的追求聯係起來思考；
將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作人性的分析；
由善惡的辯證關係看理想社會何能發展之問題；
從曆史決定論與人在曆史中的主體性之關係看理想社會的哲學根據；
從西方文化特征分析馬克思主義為何產生於西方但又為何不能實踐於西方之原因；
從俄羅斯的思想傳統分析俄國革命的思想基礎；
從財產所有權同社會政治之關係看東方百年曆史之實質；
從中國人的思想傳統看本世紀中國問題之所在，或者說從中國人的道德理想主義崇拜的傳統分析中國問題的症結。
這幾條思路歸到一點，就是回答20世紀的東方民族特別是中華民族為何會走上現行的道路之問題。雖然這一問題並不新鮮，但我力圖求得一種新的而且是較深層次的解答。我們知道，近十幾年來，學者們就這一問題提出諸多的解答方案，如大家熟悉的“超穩定結構”說和“救亡壓倒啟蒙”說。在我看來，類似的答案都沒有切到問題的根本。曆史的發展所體現的是人的主體選擇，而人對曆史的選擇，深在的動因乃是精神方麵的，或者說其本身就是一種信仰以及由此信仰而轉化的社會行為。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思路的形成雖然得益於對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但這並不是說馬克思晚年的探索涉及到這些思路的有關內容。實際上，如上文所說的，在此之前，我的頭腦裏已經有了諸多的疑惑，並且作過一些思考，隻是沒有形成問題鏈，沒有找到能夠予以係統說明的答案。馬克思晚年的理論難題雖然隻表現在俄國前途問題上，但對我來說，卻是一種強烈的刺激，無異於禪宗裏麵的棒喝，一下子使我把以前所思考的問題得以理順。當然，這一收獲，既得自馬克思的刺激，同時又受益於我當時的廣泛閱讀。走雜家之路，好處或許就在這裏。由於閱讀麵廣，思路也就不同於專家型的研究。在此期間，我廣泛接觸過曆史哲學、宗教哲學乃至中國的儒釋道。正是這些學問的養料，給了我反觀理論與曆史的智慧。
上述思路雖已基本形成，而且自己這幾年也寫過不少的文字予以闡發，但研究工作畢竟還是初步的。要想係統而完整地表述出來，尚有待時日，一是因為自己的學力未及，許多問題雖然想到了深處，但卻很難從學理上作係統的論證，二是因為學術的時代特性也不允許我恣無遮攔，隨心所欲。所以我的有關文字，在許多問題上隻是隨文點到，沒能作出係統的闡述，提供給讀者諸君的，也隻能是一些思想性的開示。
（四）
以上所交待的，主要是關於曆史理論的基本思路。由於歸結點在於解答民族曆史的現代難題，因而學思所及也就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曆史理論之一域。再者，曆史問題與現實問題，說到底是文化問題與思想問題。不從思想與文化的角度去反思，許多曆史與現實中的問題是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我在從事曆史理論研究的同時，很自然地過渡到對文化問題的關注。
80年代，中國知識界再一次掀起文化熱。不論是權威學者，還是年輕的大學生，對文化問題都有著極大的熱情。那時候，各大學的學術講座，大多都是這一主題。特別是北京幾所設有文科的大學，更是熱火朝天。1985至1988年，我正在北京讀研究生，親身感受到這場思想運動的魅力所在。不過那幾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專業學習上，成天啃的是西文的希臘史和羅馬史，隻是偶爾去聽聽講座。但盡管這樣，這場思想運動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雖然我沒能親身參加各類文化問題的討論，更沒有寫出有關的文字，但當時各種各樣的文化主張，都在不同程度上彙進了我的知識庫藏。
在今天看來，當時的文化討論，就知識與理論兩方麵而言，都是準備不足的，很大程度上尚不及五四時期的水準。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這場思想運動的曆史地位。近兩年，北京的一部分青年學者很看重學術規範，並釀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關於“學術規範”的討論，話頭直指80年代知識界的風流人物，說他們浮躁淺薄，意氣用事，沒有紮實的學風和學力作支撐。平心而論，此種指責是沒有多少道理的。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與學術一直處在極不正常的狀態，學者無學，不是因為他們不願學或未能學好，而是曆史條件的不允許。對於他們，理當同情，而不應責備。再者，80年代的文化討論，並非純粹的學術研究，其意義亦不在繁榮學術，因之也是不能用“學術規範”的標準去衡斷其得失的。
嚴格說來，我參與文化問題的討論，是近幾年的事情，而這既同自己深化曆史理論的研究有關，亦同現實生活和知識界的文化思潮兩方麵的刺激有關。
先說現實生活方麵的刺激。90年代以後，我國經濟領域的改革進一步深化。從積極的方麵講，改革促使了社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亦相應地得到了提高。但從消極方麵講，存在的問題亦不少：政界腐敗，人心無根，士農工商，四民混亂，以至於教授下海，學生經商，甚至大學校園的圍牆打個窟窿還當作美事宣傳。應有的職業道德普遍敗壞，甚至作為人類靈魂之工程師的教師為了幾個銅板，亦不惜昧著良心而背離師德。整個社會古道不倡，世風日下，國民如同一群群綠頭蒼蠅，隻圍著孔方兄打轉轉，忘記自己原都是孔夫子的門徒。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社會世相？難道這僅僅用所謂的“初級階段”四字可以解釋？作為政府官員，古有“為政以德”的格訓，近有焦裕祿、孔繁森式人物之榜樣，更有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教育的日夜熏陶，為什麼會為著幾杯黃水一時快樂而置生民禍福於腦後？中國自古以來就一直重視道德修養，為什麼時至今日，國人竟然連起碼的人性人格都被喪失？對此，人們通常歸因為道德淪喪人心不古，甚或歸因為思想教育的力度減弱。但問題是，這許多年來，我們何時放鬆過思想教育？從小學到大學，從農民到工人再到幹部，我們何時有過政治思想工作的飛地？也有人將其歸因於西方思想的侵蝕，歸因於資本主義的腐朽與墮落？但問題又是，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名之為社會主義的社會，在人們的觀念裏是一種高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為何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沒有受到我們的影響，而我們反而受他們的侵蝕呢？如果說資本主義文化為腐朽墮落的東西，為何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會有如此廣闊的市場？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難道說今日的中國人竟然糊塗到如此地步，放著社會主義思想道德不要，卻要跟在等而下之的西方思想後麵亦步亦趨？再者，如果將我們的道德滑坡歸結為西方思想的毒害，為什麼當今西方的道德風景反倒不如我們這樣不堪入目？
這樣一種社會世相，隻要良心未泯，誰都會感到痛心。但是作為文化人，僅僅痛心是無濟於事的，重要的是要去思索，想想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為何在我們這個以道德理性立國的國度，社會道德會滑到如此的地步？很顯然，以道德淪喪人心不古為答案，絲毫無助於問題的解答。因為這樣的答案，隻是同義反複，事實上等於沒有答案。正確的思路應該是：一，為什麼傳統的道德會在今日淪喪？二，傳統道德在今日之淪喪有無必然性？或者說，我們原來所信奉的道德體係是否本身就有問題？三，如果原有的道德體係得以重建，如今的社會世相能否改變，能否做到為官不貪為民不怨？四，這些年，政治思想工作從未有過鬆懈，但官場腐敗社會混亂局麵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愈演愈烈。此種情況下，政治思想工作還有何高招，可以扼製世風之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