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社會世相及理論難點，對我的刺激是很大的。我生性多愁善感，看到社會是如此的光景，心裏很不是個滋味，但又不甘於徒生悲歎，而是想自己問個究竟，同時能告訴世人一點什麼。恰好這些年，知識界的文化保守主義盛行。這對我來說，同樣是一種刺激，而且同上述現實生活的刺激緊密相關。
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在思想領域則主要是儒學複興思潮。這幾年，不僅新儒學十分走紅，而且再一次鼓動起尊孔讀經的興頭（盡管不如本世紀上半葉兩次尊孔讀經的露骨）。學者倡言，企業出資，官方鼓勵，紛紛揚揚，好不熱鬧。僅就孔子誕辰，幾乎年年都有大規模的紀念活動。讚頌儒學現代價值的出版物，更是鋪天蓋地。
儒學的再度複興，誠然是有緣由的。按照時下學者們乃至一部分國民的認識，複興儒學既可救當今社會道德敗壞之弊端，又可助社會經濟之發展，即有助於現代企業的管理。而這兩方麵的功能，又正是當下中國所急需的。其基本思路是：儒學主要是一種道德學問，強調的是一個“仁”字，其複興無疑有益於目下中國社會的道德重建。所謂人心不古，不正是因為傳統道德的不複存在嗎？再者，日本和新加坡等所謂“儒教資本主義”國家，尚能借助儒學發展經濟，儒學故鄉的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利用它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呢？
平心而論，這樣的願望無疑是好的，其動機（當然是學者們和一般國民之動機）亦在於對民族未來命運之關心。但是，在人類事物裏，善良的願望並非就能結出善果。如果儒學有助於現代中國，那麼就很難解答如下這些問題：
第一，儒學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如果可以純潔官場，為什麼中國曆史上通常是貪官多於清官，昏君多於明君？
第二，儒學如果有助於當今社會的道德重建，為什麼複興儒學之風刮了幾年，而國人的道德境況仍然得不到改善？
第三，如果儒學有益於現代社會，為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在中國至今難以啟動？要知道，這幾十年來，表麵看來儒門淡泊，可實質上我們的主流文化難道不正是傳統的儒家思想的變種，或者說與傳統儒學形異而神同。
第四，如果儒學可以用來管理現代企業，為什麼作為正宗的孔孟傳人的中國人還要從西方世界引進管理技術。再者，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就不能用於現代企業的管理？
由於上述刺激和疑惑，使我不得不在最近幾年將主要精力放在思想文化方麵，重點是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以及對現代新儒學的係統了解，拙著《新儒學批判》就是在這一情形下寫成的。
（五）
作為一名中國的文化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持批評態度，注定是件尷尬的事情。這是因為，他生活在這片國土上，受惠於祖先的遺產，血脈裏所流淌的也主要是傳統文化的血液。從民族情感和文化血緣兩方麵言之，他都應該對傳統表示敬意，同時為其延存而努力，而不應該站在其反麵揭其短處，甚或截斷它同現代生活的聯係。對他來說，批評傳統即意味著對自我文化身分的否定，同時還可能招來數典忘祖的罵名。更有甚者的是，他對傳統的批評，很可能說明他身上所具有的文化氣質正好是傳統型的，所做的正是曆代儒者所做的事情。
就我本人而言，對五千年的中國文化，我一直抱著敬意，而且自以為有著較好的了解和體認。小時候，家裏有四書、《史記》等書，還有十幾本佛經（因為盡管父親還俗，但出於謀生，還不時替人做法事），破四舊之前，我正讀小學高年級。這個年齡段正是想看雜書的時候。我記得，當時除了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迎春花》等小說外，也常常拿著父親的書來讀，甚至包括佛經，如《金剛經》、《妙法蓮華經》等。當然，那時候是不可能讀懂這些書的，隻不過是讀著好玩。但盡管如此，卻打下了一點古文底子。大學畢業後，由於走雜家的路子，逼得自己不得不同古代典籍經常打交道，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大體的了解，尤其對於民族文化之精神有了自以為恰當的把握。而在此過程中，還得益於自己對中國古代繪畫和書法藝術的愛好。雖然這兩門藝術，我至今未有成就，但通過對古代作品的閱讀和自己偶爾為之的藝術實踐，卻使我能夠對中國文化精神有著不可言說的體認和契合。
然而時至90年代，對於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我的心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麵深知其魅力所在，並深受其影響，但另一方麵又要站在其反麵，批評它於現代社會的不合時宜。且不論別人怎麼評價，僅就自己的內心世界而言，也是難以平靜的，總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做了件違心的事，既對不起文化先祖孔老夫子，又失敬於像梁漱溟這樣的社會良心。即使在《新儒學批判》的寫作過程中，此種矛盾的心情亦未能得到解脫。新儒家的許多文字，從情感上說，我是讚成的。特別是他們對於現代人信仰缺失遊浮無根之狀況的痛惜，最有同感。所以，我盡管不同意他們的文化主張，但對於他們那種“士誌於道”的儒家氣度以及體現於其中的高尚人格，卻是十分敬重的。
心情的矛盾畢竟隻是感性範圍內的事情，作為學者，最要緊的是超越個人的好惡，從感性的纏綿中抽離出來，以理性的目光打量人類事物。在我看來，新儒家諸先生的情懷、誌業與品格，雖然值得同情、理解和敬重，但由於他們過於情感化，過於浪漫和空疏，其文化主張又實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提供一條可行的路徑。思考文化問題，特別是本世紀中國文化建設問題，首先必須處理好兩個關係，即個體的人文修養與民族的文化選擇之關係以及中國問題與人類問題之關係。按照我的理解，新儒家的失當，也就失當在沒有認識到這兩個關係。
不可否認，儒學對於個人的修為，無疑是門很好的學問，即便在今日仍然有它的現實意義。別的不說，僅就一個“仁”字，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仁者愛人”，這樣的道德標準何時何地都值得提倡。但是，個人修為是一回事，作為一種文化主張提出來並將其作為立國之道又是另一回事。雖然社會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但個體的人一旦組成社會，相互之間的關係就不是一個個馬鈴薯的關係了，而是有著內在的結構性的關聯。誠然，如果人人都能爭做“仁者”，整個社會肯定會有好的道德境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以德相與的關係。但問題的實質是，人們一旦組成社會，卻是很難按照“仁者”的要求來從事道德實踐的。他們必須有一套合理的製約機製，方可合規合矩地生活。如果過分強調道德理性對全社會的統攝意義，實際上是不可能收獲道德之果的，反而會使整個社會蒙上一層“假道學”的麵紗，其結果必然是君子之道易消，小人之道易長。也可以說，對於個體的人來說，內聖可以開出外王，對於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來說，內聖則無法開出外王。
新儒家以及海內外的其他一些學者之所以熱衷於儒學的複興，還有一層考慮就是，當今世界技術極權主義橫行，非但人的生存意義失卻，就連最起碼的世道人心也成了大問題。因而他們希望中國的儒學能夠擔當起拯救人類命運之大任。從內心說，麵對今日人類的處境，我也是十分傷感的，並因之而有一種強烈的反現代文明的情緒。如果人類再照著現在這樣子發展下去，前景是不堪設想的。然而，作為一個中國人，處於今天這個時代，我們雖然同樣有關懷人類命運的責任和義務，但最緊迫的則是求中國問題有一個真解決。近一個世紀以來，國人一直在呼喚德、賽兩先生，可至今這兩位先生（特別是德先生）還沒有在我們這片國土上很好地安居下來，從而導致這樣一種局麵，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不僅批判科學主義崇拜，而且對近代的民主政治模式也開始予以反思，而我們還得繼續為德、賽兩先生的安居工作而努力。這是我們自己所特有的時代課題，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而對於這一時代課題，儒學是不可能提供解決方案的，相反倒還可能是一種阻力。因為儒學從本質上就是反科學和反民主的。也就是說，欲解決人類問題，儒學或許有用；欲解決中國問題，儒學則無能為力。如果強而為之，隻會添亂幫倒忙。
因之，我的基本觀點是，儒學在古代為中國文明之延存作過貢獻，於未來也許仍有價值，但唯獨於今日中國，價值則是難以體現的。或者說，對於已經走上現代化正軌的國家或民族，儒學於社會的道德建設也許會有價值，但於現代化剛剛起步或者說尚處在前現代的中國大陸，則是不宜倡行的。未來的人類社會是多元化的社會，一部分人喜歡孔孟程朱陸王，未嚐不是一件好事，但儒學想再以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的身分而統攝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則是不可能的事情。
（六）
人的一生，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的誌趣隻是想站穩講台，作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員，以免誤了人家的子弟，根本沒有想到日後會涉足於思想文化領域。隻是這十幾年來，理論與現實的刺激太多，加上自己生性多情，擺脫不了對社會的牽掛，才把自己逼上了這一條路。其實，就學術興趣而言，我倒更願意作些微觀研究，特別是寫些考據性的文字。微觀研究雖然默默無聞，不大為社會所注目，卻能自得其樂。辨正一件史實，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都會有一種成就感，有一種創造的喜悅。而思想性的文字，孰是孰非，難以定論。盡管自己可能認為真理在握，但別人是否認同，還得打問號。相應的，也就很難有什麼成就感和創造的喜悅。再者，思想領域多是憂患和悲願。社會需要思想者，就是因為有太多不甚理想的地方，需要一部分人去思索，去作批判性的發言，從而將社會引向理想之途。這樣一種關係，本身就決定了思想者很難擁有快樂的人生。特別是，身處20世紀的中國，麵對一幅幅血與淚凝成的畫麵，思想者更不可能有愉快的心情。況且，中國兩千多年來，文禍頻作，讀書人動輒得咎，作思想性的探索更無安全可言，隨時都可能有黨錮東林之類的事情發生。我常常想，“五四”一代文化先驅真是有福，可以有感而發，想什麼說什麼。假如不是那種特殊的環境，恐怕也隻能作些遮遮掩掩的文章，即使像魯迅、胡適這樣的才俊，身後也難有“文豪”或“思想家”的美稱。
然而，人類進步之要求又決定著一部分人必須為思想的健全而充當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角色。每念及此，我總會想到《魯賓遜漂流記》中的“星期五”。上帝創世，第五天創造動物，第六天創造人。在上帝那裏，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動物受必然性的擺布，而人有自由意誌，能夠區分善與惡。所謂自由意誌，即擁有思想的能力。動物沒有思想，隻能任人宰製。笛福的“星期五”之所以取名“星期五”，乃是一種象征性的語言，意指“星期五”尚處在沒有思想的動物階段，是上帝第五天創造的。誠然，經過幾千年文明的發展，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已經很少有原汁原味的“星期五”，但是人類是否都是上帝第六天的造物，則要打些折扣。而且，曆代的魯賓遜們為了管製的方便，總是力圖將其臣民重新打回到“星期五”的處境，即違背上帝的意願，將人的自由意誌消除掉。因之，思想家的使命，實則為上帝的創造作續補的工作，盡可能使社會上少一些“星期五”，或者說讓人們都能成為上帝在第六天的造物。
我不敢說我所充當的是盜火者的角色，隻是自己不願再作現實生活中的“星期五”，才做了一個知識分子所應該做的事情，並寫了一些思想性的文字。這些文字，既是我對社會的一份關心，同時也是我自己爭做上帝第六天造物的思想記錄。
1997年春序於聽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