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坐在帕薩迪納市一家酒店的遊泳池邊，打算做一件哪怕他自己看來也算是“衝動”的事。
南加州的晚風已起。保羅和一個女人麵對麵地坐在遊泳池邊的一張桌子旁。雖然他們兩天前才認識，但能聽得到兩人談話的人，都會認為他們相識已久。從環球旅行，到20世紀70年代的反戰運動，再到蘇格拉底哲學，兩人天南海北，開懷暢聊，彼此都感覺輕鬆隨意。
這個名叫娜迪亞的女子眉清目秀，頭發烏黑亮麗，一看就是來自地中海沿岸的美人；保羅則具有典型美國人的長相和健碩體格。他們看上去就像天生一對。他們似乎交流得非常默契：這一刻，他們為童年糗事放聲大笑；下一秒，他們就接上了對方還沒說完的話。如果兩個人之間也有“協同效應”，那麼在他們之間就是如此。
乍看過去，沒人會想到他們其實是公事會晤。當時，保羅正負責一個150億美元的項目，對科羅拉多的一個核武器裝備進行清理。為寫好項目執行方案，保羅已從世界各地征集了專家，項目組成員當時都集中在帕薩迪納的一棟寫字樓裏辦公。工作強度很大，辦公室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開放。
保羅的任務是統籌進度，確保項目組的各個部分相互協作。他已經習慣於這種工作強度。作為一名前特種部隊軍官，他早已練就了快速決策的本領，而且他是一名天生的領導者，具有讓人自然而然響應的人格魅力。在與人交談時，他往往會專心傾聽對方的每句話，全神貫注，心無旁騖。
每天早上8點15分，保羅都會將項目組中的高層人員召集起來，向他們簡短介紹當天的策略部署。但從幾天前的會議開始，保羅的感覺已有所不同。起初，保羅敏銳地發現了小組的新成員娜迪亞。“我當時就想，她是誰？”
他發覺自己立刻就被她吸引住了。然而，娜迪亞最初對保羅的看法卻截然不同。那是她就職的第一天，她在巴黎的休假被驟然縮短，以便她能飛往帕薩迪納，接替該項目的首席運營官職位。如果這還不足以破壞掉她的情緒，那麼保羅在會上發表的一席言論——她聽得莫名其妙——徹底倒了她的胃口。
“我當時說自從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和蘇格拉底時期，人們之間的關係幾乎沒什麼變化。”他回憶道，“但我甚至不記得因何而說起了。”
幾分鍾後，站在小組成員麵前的保羅透過眼角的餘光注意到一張折好的紙條正被一個接一個地傳送過來。當他繼續發言時，紙條終於傳到他手上。他打開後看到第一行寫著：“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說法。”潦草的字跡占滿了一整頁，但是沒有署名。他抬起頭，想看寫紙條的人是否點頭示意，但隻看到一些茫然的眼神。在會議結束後，其他工作人員陸續走出會場後，娜迪亞才走向了保羅。
娜迪亞回憶道：“之前我們從未見過麵，我隻是寫給他一張紙條：‘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主奴關係的改變和男女之間關係的變化難道不算嗎？從古希臘到現在，社會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你怎麼能做出那種評論呢？我想和你討論討論。’”
保羅並沒有產生防禦心理，反倒頗感興趣。“我也想和你接著談談。”他告訴她。
“隨時奉陪。”她反擊道。
12個小時後，他們坐在了遊泳池邊。
他們本來打算利用這段時間解決掉這一爭論，還要深入研究一些工作方麵的重要問題。然而，在談話期間，有關工作的話題一直沒出現。快天亮時，兩人交流的程度已相當深入。
“我們就以仍陷入困局作為結束？”保羅意識到兩人還未觸及工作話題，於是向娜迪亞問道。
“是的。”娜迪亞簡短地答道。她清楚地意識到，從一開始，兩人之間的關係就有些特別。“在他說起關於柏拉圖和亞裏土多德的那些言論時，”她告訴我們，“我就知道了這一點。生活中，我們所珍惜的東西是如此相似，其他瑣碎的方麵也是如此。誰會如此無畏，在戰略會議上提起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呢？我的意思是說，在場的人對於柏拉圖和希臘人會知道些什麼，誰會關心他們呢？他就是敢於與眾不同。”
原計劃要做的工作一點沒有著落，兩人約定次日夜晚仍在遊泳池邊見麵。重要的一刻來臨了。保羅看著娜迪亞問：“如果我跟你說，我愛你，想娶你，你會怎麼說？”
娜迪亞回道：“這是個假設，還是在求婚？”
保羅說：“明天拭目以待吧。”
此處先按下暫停鍵。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保羅和娜迪亞都已不是受亢奮激素驅使的青少年了，他們都是老練的商務主管。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當他們遇到陌生人時，第一時間都會相互打量，找尋聊天的話題：你來自哪裏？
你做什麼工作？
盡管如此，跟某些人，我們卻一見如故。可能我們具有同樣的幽默感，或者欽佩彼此的品性或激情。或者我們霎時感受到和對方相處時，我們可以做自己，我們覺得輕鬆自在。一切都那麼美好，我們誌趣相投，似乎瞬間就熟悉起來，在一起時非常舒服。談話進行得非常輕鬆，沒有令人尷尬的停頓，也沒有局促不安。本質上，我們很投緣。
本書探索了這些神奇的時刻——我們在生活中跟某人瞬間投緣的寶貴經曆。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全神貫注，感覺和某人、某地或某種活動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共鳴和關聯。
簡單說來，“投緣”可定義為自我與他人或與周圍世界之間建立的一種即時、深刻且有意義的聯係。對大多數人來說，要跟新認識的人相處時真正感到舒服，通常需要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我們需要獲得他人的信任，反之亦然。我們需要找到共同語言，理解彼此的言外之意，結成一條感情紐帶。但有時候，這一過程會大大加速，關係似乎瞬間就魔術般地牢固確立了。
這種瞬間的深刻關係不限於愛情，朋友之間同樣可以產生這種深厚且有意義的親密感，而且可以發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吉姆·韋斯特（JimWest）和格哈德·塞斯勒（GerhardSessler）兩人都是物理學家，在貝爾實驗室初次相遇後一見鍾情，這種瞬間形成的深刻關係徹底改變了他們的職業生涯。但如果你回到1959年，看到初次相遇的這兩人，一定會驚訝於他們之間明顯的差異。
吉姆是非洲裔美國人，身材瘦長，大蕭條時期成長於弗吉尼亞州，從小就學會巧妙利用手邊的資源，應對困難的局麵。“作為一個黑人，”他回想道，“我上的是隔離式學校。但是我很幸運，因為老師們都很好。”
這些老師，以及他的家人、朋友和鄰居都看到了這個男孩的與眾不同。如他哥哥所說，他是那種手裏總拿著一把螺絲或某種工具的孩子，他不是在拆祖父的手表，就是在重裝一個老式電子管收音機。吉姆十幾歲時就決定利用他對修理的愛好，在物理學界施展天分。他的父親很是關心，將他介紹給物理、化學專業的三位黑人博士。吉姆回憶道：“當時，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在郵局上班。所以，（我父親也堅持要）我以此為最終目標。”
但是，吉姆多年來堅持不懈，最終在貝爾實驗室找到一份工作。對於一名技術人員來說，這不亞於在迪士尼樂園工作。“它是美國最好的研究所。”吉姆解釋道，“全世界的人都夢想在那兒工作。”
工作的第一天，他分到一間辦公室，隔壁是另一名新成員格哈德·塞斯勒。她有一頭運動型短發，服裝極為講究，給吉姆一種自然而有教養的溫馨感。當吉姆在美國南方長大時，格哈德在“二戰”前的德國成長。“戰爭爆發時，我隻有八歲。”格哈德回憶道，“頻繁的空襲，戰爭的氛圍——那真是段艱難的歲月。”
1959年，一個來自南方的非裔美國人與一個德國移民共事，實屬不尋常，但他們一見如故。即使格哈德的德國口音讓身為美國人的吉姆很難聽懂，但從一開始，他們就投入到有關於物理和生命的長時間討論當中。正如格哈德所說：“一開始，我就注意到吉姆求知欲很強，思維敏銳——他總是在探索新的事物。我很快就被這一點所吸引。”
“我們兩個都是新人。”吉姆回憶道，“作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群體中的一分子，會覺得非常孤獨。但是和格哈德在一起時，我知道我能做自己。可以這麼說，我們一見如故。”
他們用了數小時討論自然世界的科學和理論，越聊越投機。在某次熱烈的談話當中，兩人想出了一個絕妙的點子，這個點子最終引向了聲學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現代麥克風的發明。
將吉姆、格哈德的故事與保羅、娜迪亞的相比較，我們可看到兩種迥然不同的關係。但是，如果仔細思考這兩段關係的形成過程，會發現兩者的軌跡其實是相似的。
兩者都是以我們所說的快速親密感（quick-setintimacy）作為開始。在其他場合，“快速”或“即刻”這種詞聽起來未必是褒義的（想想速溶咖啡或速凍食品吧）。
但就人際關係而論，由快速親密感而形成的紐帶往往牢固得令人吃驚，甚至能夠使一段關係保持終生。在探究投緣的過程中，我們會對形成快速親密感的不同因素進行研究。
當我們最初對他人感興趣時，會發生什麼？為什麼我們與一些人“投緣”，與其他人則不然？為什麼那些時刻使我們覺得不僅與那個人，而且與周圍一切的聯係都更為充分？是否存在某種方式，可助長或是積極創造出那種瞬間親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