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小學的生源當然是在農村，我穿一身軍裝在班上鶴立雞群。學校的操場就是麥場，高高的麥垛就是我們的樂園，軍裝沾上土再也不突出，軍民一家人一樣。
農村小學實行素質教育，一年放4個假，分別是寒假、暑假、麥假、秋假。放假回家幫助料理地裏的活，聽說地富分子偷摘隊裏的蔬菜，黃瓜地、西紅柿地就被我們手執紅纓槍護衛起來，後來被隊上撤了崗，因為地富分子沒我們偷得多。
再說小人書。張捷弄丟了我的書，整個暑假都在打草，曬幹了去賣，一個假期，買回一本新書還到我手上。
前年我們一起聚會，席間談到此處，我很動情，眼圈直發紅，張捷卻信口說，有這麼回事嗎？樊玉林搭腔說，怎麼沒有，我還幫你打草呢。於是，大家一片哄笑，化解了我的尷尬。
樊玉林趁熱打鐵。
你知道他為什麼不賣棗還你書嗎？
為什麼？
因為他家隻有一棵棗樹，分為兩叉，一枝歸他父親，一枝歸他，他的棗都是父親盯著吃的。
又是一片笑。我忽然悟到，我的很多個性，源頭在這裏。
農村是個符號，意味著天高地闊。藍天綠草映得人熱情爽快，無拘無束，交往起來，就像吃農家飯，隱隱一股說不出的香味，麥當勞加工不出來。
二
三年級以後，我進了城，住到一個更大的部隊大院，夥伴們清一色的是部隊子弟。
我遇到一個強勁的學習對手——王叔軍。
我們住在六號院，他家住在軍馬研究所，雖一牆之隔，卻隨院名感性理性涇渭分明。他的理科成績很好，總是在班上遙遙領先，我生來沒有陳景潤那兩下子，看到算式就頭痛。物理課上發一個轉子，捏著漆包線左纏右繞，轉子就是不動，隻好硬著頭皮求救，王叔軍總是接過來，從不當麵演示。回家纏了，第二天給我。我拆了再纏，轉子靜如處子，又去求他，三顧茅廬，他也絕不當麵演示。一個轉子，在我心裏20多年轉繞成一團迷霧。
我考上北京廣播學院新聞係的時候，王叔軍如願以償去北京大學地球物理係報到。從此，兩人一文一理，兩種選擇。他天真地以為他認識了一個作家，我卻慶幸，有這麼個朋友，以後再不用擔心地震了。
幾天前我們偶遇。見麵一個半小時，我拿出半小時給他講什麼叫製片人，然後又花上半個小時，想弄清他的信息工程是想幹什麼。
有人說，朋友是一麵鏡子，而這樣的朋友就像哈哈鏡，你的不足是他的長處，有這樣的參照，你就不會輕易沾沾白喜，你永遠無法並行的朋友讓你知恥而後勇。
其實，並行的朋友也會帶給你壓力。
齊含笑大我一歲，父親是軍醫，家裏自然醫書成架，這也讓他有了驕傲的資本。一個下午，太陽曬人，我們鑽進了他的小屋，有一搭無一搭地說了幾句，他忽然發問，男的女的有什麼不同？我答得飛快，女的頭發長。於是他仰天大笑，笑聲沒停，他就捧來醫書，你自己看吧。天哪，就這麼啟蒙了。
初中以後就是高中，我每天放學照例去找他玩，他的小名沒變，還叫“三兒”，他母親說出來意思全變了，“三兒明年要考大學，以後你別來找他玩了”。逐客令一下，我一年看不到三兒的影，他上的豐台三中是一所平常又普通的中學，聽說他要考北大，有的老師哼著說，也不照照。
考完以後一發榜，他考中了北京大學的中文係，這是東大街六號院的第一個大學生。喜訊傳來，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因為我母親下了死命令，效仿三兒，考上大學。當然從這個假期開始就給三兒下了逐客令。母親們發狠是不計代價的，你有兒子，我也有兒子，你兒子當班幹，我兒子第一批入團，你兒子學小提琴，我兒子也要拉。月光下，兩人的小提琴像二胡合奏一樣，你兒子上大學，我兒子也上大學，你兒子沒生兒子，我兒子也生個女兒，拚到這兒，母親們拚不動了。
上了北大的三兒換成了另一個人，聽不懂的話在他嘴裏增多了，凡事都壓你一頭。一次我說《荷塘月色》，他甚至不動聲色地說，就在我宿舍前；我寫了一首詩，他看也不看，隨口吟出同學的新詩：“信手摘一朵勿忘我，又輕輕地把她揉破……”
更氣人的是有一次，他家裏聚了一群男女，他母親指著他們，高聲介紹說，都是北大的。
去找別的玩伴，層次實在低，一個夥伴投人所好，寫一首詩拿給我看，“赤腳醫生下鄉來，替人看病除憂愁，……”我說，詩必須押韻，他一下就蒙了。我掰開揉碎講，講平仄是萬萬不行的，隻好舉例，“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隻等閑”，那個“閑”聽上去是不是像“難”？那夥伴恍然大悟，伏在案上，一袋煙工夫詩改好了，“赤腳醫生下鄉來，我們歡迎他們來，他們為了我們來，為了我們看病來”。事已如此，我們隻好改成酒肉朋友，再也不以文會友了。
我心裏明白，這樣下去，我和三兒他們崛起的詩群距離會越來越大。
我開始對考大學產生了興趣。三兒的家我是不去了，引得他好奇心大增，周末回家非要看看我在做什麼。但他的狼子野心被我母親識破了，無非是想耽誤我的時間，他被逐了出去，經曆過文革的母親叮囑我，對這樣的人防著點兒。
母親他們這一代敬奉的信條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在無所顧忌的年青一代看來，真是不可思議。我曾請教過邵燕祥先生，人們都說五六十年代人際關係好，上班車都謙讓，您以為呢？邵先生說，上班車讓著你，晚上可以把你告成反革命，現在班車怎麼和你搶座，也不耽誤你前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