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裴君，名慶昌，寧世五，長我兩歲。我們關係更近，因為一，不隻同鄉，而且鄰村；二，同時上小學，在同一個課桌上念共和國教科書；三，由啟蒙老師主盟，結為金蘭兄弟；四，由30年代起，又相聚於北京，連續50多年，住在一城之內，常常見麵，直到送他到八寶山，幾乎沒有分離過。以下專說這第四的長相聚。他來北京比我早，是上中學。隻念了兩年，因為家境突降，必須自己謀生，改為在街頭賣早點。在外城菜市口一帶，與兩位表兄住在一起，共吃而分別賣自己的豆漿、杏仁茶之類。他忙，下午備貨，早晨挑擔出去，所以聚會總是在他的住處，對著燈火共酒飯。酒總是白幹，飯常是小米麵窩頭，家常菜一兩品。可是覺得好吃。更有意思的是裴君記性好，健談，兩三杯酒下咽，麵紅耳熱，追述當年舊事，能使我暫時忘掉生活的坎坷，感到世間還有溫暖。就像這樣，連續幾十年，一年聚會幾十次，就使我們的友情不同於一般。怎麼不同？難於說清楚。我認識人不算很少，自然也就間或有交往，交往中會感到善意，甚至親切，可是與裴君相比，就像是遠遠不夠。一般的友誼，比喻是花，與裴君的是家常飯，花可以沒有，家常飯就不能離開。可是他終於先我而去，一年四季，晚上還是至時必來，我常常想到昔日的聚會，也就禁不住背誦《莊子·徐無鬼》篇的話：“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話歸本題，“老者安之”，安，也靠友誼，可是這個處方不難，買到高效藥卻大不易。
7.我的兩個朋友
從維熙
從維熙，1933年生，河北玉田人。當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北國草》、《裸雪》，中篇小說集《遺落在海灘的腳印》、《遠去的白帆》，短篇小說集《從維熙小說選》、《潔白的睡蓮花》等，另外還有文藝論集《文學的夢》。《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兒時，在村口大廟改建的學堂，就搖頭晃腦地背誦過這樣的警世詩句：“光陰好比河中水，隻能流去不流回”，“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當時我剛剛告別繈褓的孩提時光，雖然背誦這些詩行時有滋有味，但並不理解詩句中的深奧意義。我究竟是從哪個年頭才開始認識時間的價值的，已經無從回憶；朦朦朧朧地記得開始發表習作時，我才開始勒緊了時間——這匹飛快奔馳著的野馬的韁繩。
後來到了勞改隊，就更知道時間的貴重了。那時一天到晚幹著笨重的體力勞動，隻有借晚上的空當，不十分合法地看點想看的書。在山兩某地的一個勞改單位，因為我讀果戈理的《米爾格來德》，睡得太晚了，第二天早晨耽誤了出工，讀了自我批判的語錄還不行，還受到了站在主席像前請罪的懲罰。
為了充分地占有時間，又不再受到“請罪”的懲處，我決心買一塊鬧鍾（原來一塊半鋼的英納格手表，在窮途潦倒時變賣了）。每次從勞改隊回來，我都要抽出點時間去逛信托商店，察看古舊鍾表的行情。當時手表還不像今天這麼普及，即使是舊貨，至少也要三五十元，多則一二百元；苦於囊中沒有那麼多“銅板”，我每次都是喜興而去，掃興而歸。
我心不死。在七一年我從山西回北京探親時，再次去地處東單附近的“三洋信托商店”，尋找買古舊的鍾表契機。這次出行真是吉星高照，我看見一位神色惆悵的少婦，手裏捧著一個北京牌的淡乳色的小鬧鍾，在信托商店的收購部門前徘徊，看那神韻仿佛是個被鬥戶的家屬，家中似有難言之隱痛，出於無奈才來變賣這個小鬧鍾，因而步履遲疑，不好意思走進收購部的兩扇玻璃門。說實在的，我真想上去詢問她一聲，這個鬧鍾她要賣多少錢，但是勞改多年也沒改造掉的那股子清高氣，黏著了我的兩片嘴唇，使我幾次欲言又止。還是她看出我的心思（因為我兩隻眼不斷地打量那個小鬧鍾的新舊程度），主動詢問我一句：“要買這個小鬧鍾嗎？”“是的，你想要多少錢？”她看看我似乎不像個倒買倒賣的“倒爺”，又不像專門抓店外交易、化了裝的便衣偵緝，便誠懇地說：“看著給吧！這是抄家給我剩下的，已然是身外之物了！”她這麼一說，我倒不好意思開口了：價錢高了吧，我買不起；價錢低了吧，說不定這位大嫂要靠這錢給孩子訂牛奶呢！
她看我麵有窘色，悄聲說：
“新鬧鍾才十二塊錢，你就給我一半吧！”
“六塊？”
“嗯！”
我幾袋裏隻裝有8塊錢，衝動之下都遞給了她。我想：“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位少婦可能是怕人發覺我們的店外交易，也沒有點一下一共幾張一元的鈔票，就匆匆地從東單二條拐出去，消失在大街的人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