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1904～1981）名崇智，字公超，廣東番禺人。現當代作家、書法家、外交家。曾與胡適、梁實秋、徐誌摩等人創辦新月社，主編刊物《新月》。抗戰爆發後，以書生報國之誌棄學從政，開始外交生涯。1949年赴台灣。著有《介紹中國》、《中國古代文化生活》、《葉公超散文集》等。
我是1926年回國後在北平才認識胡適之先生的。那時徐誌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們都到誌摩家裏去聚餐，適之也常來。誌摩常好開玩笑，向適之介紹我說：“這是一位T·S·艾略特的信徒。”我馬上就改正誌摩：“我不是一個信徒，隻是一個艾略特的讀者。”適之微笑著說：“佩服，佩服，我聽說艾略特的詩隻有他自己懂，我還沒有測驗過自己，據說他是主張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對在詩裏引經據典的，希望你把他詩裏的經典加點注疏讓我們了解了解。”率直與幽默是他最可愛的個性。
他的文學見解與標準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時期我們常常有所爭論，但是他從不動氣，不譏諷，不流入冷嘲熱諷的意態。他似乎天生就有一個正麵的性格。有話要主動說，當麵說，當麵爭辯，絕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計。
從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魯迅領導之下，曾向他“圍剿”多次。他也答複過，有時沾點兒便宜，多半是吃虧，但是他的文字始終是坦率而純篤的。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淳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幾年大陸上在“清算胡適之”的時候，他收集了許多篇文章，拿出來給我看。他說想寫一篇總答複。我勸他不必。我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白話文學運動，他的考據工作，以及他在介紹西洋思想方麵的貢獻，將來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評價。有一點我此時卻想提到一下。事實上，胡適之在Cornell大學讀書時期的書信和他在留美學生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國後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綱領都已提出來。隨著五四運動而產生的白話文學及曆史考證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之的創導。這運動絕對是含有民族主義因素的，進步的，革命的，關於這段曆史，已發表的資料很多，適之日記裏想必還有不少未發表的資料。我很希望將來有人對於這個時期來寫一部比較公正的曆史。
適之是一個有廣泛興趣的人。為提倡一件事或倡導一種學術的動向，他總喜歡挺身而出並以全力赴之。他是一個最容易起勁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評，但是從未因而退卻。幾十年來的唯一動機是在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迎頭趕上西洋的進步，而且無時無處不反映著他的愛國熱忱。我知道他從沒有在外國做寓公的思想或計劃。有一天他和我在紐約同席，主人是一位美國知名的學者，席間有一位久居國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國的教授，適之在席上用中國話對那位教授說：“我勸你還是回台灣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載。你要曉得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實這位教授也不會聽他的話。不過適之那副誠懇表情和沉熏的語調，我至今還記得。
他的朋友們都曉得他是最樂於助人的一個人。隻要他能做到的，他沒有不幫助朋友的。往往為了幫助朋友反累了自己。記得他第一次在美國得了心髒病，正在醫院療養期間，忽然一定要起床寫信，醫生不許他動，他卻不願，因為看了他的日記，他發現他在病前曾答應一位素不相識的學生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書（普通人大概借不出來吧）。近十幾年來他屢次想繼續寫完他的哲學史都未能達到他的心願，其中固有別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為太熱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適之是天性樂觀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計劃新觀念打動，也容易滿腔的熱忱頓時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會因而改變他的樂觀態度，希望是他的動力。因此，他的健康也受到這種“動”的性情的影響。這也正是他可愛可敬的地方。我常說文明的人類可分為笑與不笑的兩種，適之無疑的是屬於常笑的。我很少見過他長期的發愁，笑的曙光總是從一片烏雲裏再透射過來，使希望又變成他生命的源泉，恢複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難過。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裏。我問他：“究竟怎樣死的？”他馬上把當時所獲得的幾種消息來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證一樣，客觀地研究了半天。最後，他很冷靜幽默地說：“在君一定會說，你又在做考據了。”說完，不覺自己微笑起來。昨晚聽見他過世的消息，我也難過了一陣，此刻卻並無哀痛的情緒，更並不想寫什麼哀悼的文字，也寫不出來。
適之逝世不及廿四小時，中國已感覺缺少了一個不該離開的人。我相信這種感覺必然會加深，而同此感覺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