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有的人都有一種改善自身的衝動，一種趨向更多實現自身潛能、趨向自我實現或豐滿人性或人的實現（或你喜歡用的任何名稱）的衝動。假設真的如此，那麼，是什麼使我們停頓，什麼阻礙了我們呢？
人們想盡量坦率和尖銳地強調一個不同於弗洛伊德的觀點，即我們害怕我們的至善正如害怕我們的至惡一樣，盡管方式有所不同。就我們大多數的情況而言，我們肯定都要比我們的實際表現更傑出。我們都有尚未運用的潛能或尚未充分發展的潛能。我們許多人都在逃避我們體質上提示的天職事業、命運、生命的任務、使命。我們常常逃避責任，那是自然、命運、有時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寧可說是提示）的，正如約那力圖徒勞地逃避他的命運一樣。
我們害怕仔細設想我們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一樣）。我們一般怕變成我在最完美的時刻、在最完善的條件下、以最大的勇氣所能設想的樣子。我們對於在這種高峰時刻在我們自己眼中看到的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動。但我們同時又帶著軟弱、敬畏和恐懼的心情在這些可能性麵前顫抖。
如果你向學生們發問：“你們中有誰希望成為最偉大的小說家，或成為一位參議員、州長，總統？或一位偉大的作曲家？誰想當聯合國的秘書長？誰企望當聖人？你們中間誰願成為一位偉大的領袖？”通常，人人都突然咯咯地笑起來，羞愧而不安，假若再問一句：“假如你不幹，那麼誰來幹？”這自然是真理。我們應該用這種方式推動下一代趨向這些更高的抱負水平。
通常，我們對於特殊人性中和一般人性中這些同樣的最高可能性也抱有一種持久的、相當普遍的、甚至必然的衝突感和矛盾心理。當然，我們敬佩並羨慕優秀人物，聖賢，忠誠的、德高的、純潔的人。但是，任何深入觀察過人性底蘊的人難道沒有意識到我們對聖潔人物所懷有的混雜情感和往往更傾向敵對的情感嗎？或者對非常美的女人和男人，對偉大的創始者，對我們的智力天才，不也同樣如此嗎？不需要成為心理治療專家就能看出這一現象——被我們稱之為“對抗評價”。隻要讀點曆史就能發現許多這樣的事例，甚至我可以說，可能在全部人類史或任何曆史的探尋中也找不出一個例外。我們愛慕那些體現了真、善、美、公正、完善、最終取得成功的人。但他們也使我們不安、焦慮、困惑，也許還有點妒忌和羨慕，有點自卑、自慚。他們往往使我們失去自信、自製和自重。
因此，我們得到了第一個暗示：大人物僅僅憑借他們的存在和他們的偉大就足以使我們體味到自己的渺小，不管他們是否有意要造成這樣的影響。假如這是一種無意識的作用，而我們並不清楚為什麼他們一出現我們就會自形慚穢，那麼我們會很容易以主觀投射做出反應，我們會認為他們極力想貶低我們，象是特意針對我們的。於是敵意便順理成章地產生了。因此，我認為自覺的意識能削弱這種敵意。假如你願意對你自己的對抗評價、對你的畏懼和敵意加強自我意識和自我分析，你將很可能不再對他們懷有惡意。我因而也願意這樣推斷、猜測，假如你能學會更純潔地喜愛他人中的最高價值，這也許會使你也喜愛你自身的這些特性而從此消除畏懼。
魯道爾夫·奧托曾精辟地概括說明，對崇高事物的敬畏與這一動力緊密相連。把這一點和愛利亞德對神聖化和去聖化的洞察結合起來。我們對於直接麵對神或神聖事物引起畏懼的普遍性就能更深刻認識了。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視為不可避免的後果。大多數文字前的社會也有一些地點和物體是禁忌的，因為它們太神聖因而太危險。人們也曾從科學和醫學中提供過一些去聖化和再聖化的例子，並力圖解釋這些過程的動力學。歸根到底，它們大都來自在崇高和至善麵前的敬畏，而且這一敬畏是內在的、有理由的、正確的、合適的，而不是某種疾病或無法“治療”的絕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