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醫的震撼，使得李鴻章成為晚清發展軍隊西醫的倡導人。他在奏請創辦天津醫學堂時說：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而救治傷科直起沈痼，西醫尤獨擅專長，其學以考求經絡辨別藥性為始基，以察髒腑之運行，練臨症之理法為進步，其究以洞內科之精微，平諸家之同異為極功，非專門名家曆經考試，該國家未能給憑診治。（《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七十八，第31－32頁）
對西醫特點概括之允當，評價之崇高，晚清高官中無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漢口外人墳場裏，一個叫馬尚德的外國傳教醫師墓前，立著一塊奇特的石碑，上麵寫著：馬先生為愛中國百姓朝夜奔馳，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馬先生為我治病，不惜勞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譚撫台之側室魏寶珍。
譚撫台即湖北巡撫譚繼洵，譚嗣同的父親。魏寶珍是譚繼洵四位側室中最年輕的一位，立碑時35歲。馬尚德為魏寶珍治的是什麼病，於史無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個既嚴男女之別、更嚴夷夏之辨的時代，讓一位撫台大人年輕側室為一名男性外國傳教醫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動感五內，是很難想象的。
馬尚德曾分別為譚繼洵一名李姓近親的妻子、譚繼洵的孫媳龍氏做過乳房切除手術，向譚繼洵的孫子譚傳讚提供過戒除鴉片的方子。1895年，譚繼洵與馬尚德見麵，以後，譚家有人生病就把馬請來，馬因此被稱為譚家“家庭醫生”。
這位馬尚德，自1891年來華以後，一直在華中地區行醫，曾經為張之洞的洋務得力助手蔡錫勇的妻子看病，並經蔡引薦為張之洞看病。張之洞問了他不少有關醫藥病理的難題，服了他提供的西藥，病情有所好轉。馬尚德也經常為張之洞主持的湖北織布局中外員工看病。 1894年1月，張之洞賞給馬尚德七百元錢作為酬勞。不幸的是，這位令人尊敬的馬醫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亂病人時，染疾病逝，年僅31歲。（鄺兆江：《馬尚德——譚嗣同熟識的英國傳教醫師》，載《曆史研究》，1992.2）
晚清來華傳教醫生中，馬尚德是個寂寂無聞的小人物，但他的手術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劃開了男女之別的帷幕，震撼了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靈。
晚清士紳中，對西醫始而疑、繼而試、終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後參與鎮壓戊戌變法、權傾一時的榮祿腰部生瘤，先後請了數十名中醫診治，未見好轉，反而日見沉重，患處腐潰方圓七八寸，洞出三十餘孔，痛苦不堪。萬般無奈，他找了時在北京的傳教醫師德貞。 德貞為他做了兩次外科麻醉割除手術，患處日見起色，兩個月便平複痊愈。榮祿大為歎服，稱讚德貞醫術“精妙絕倫”，並為德貞編的醫書《全體通考》作序。
加拿大華西傳道團在成都工作一年後，受到了地方官的歡迎，史蒂文森醫生（Dr．Stevenson）在 1893－1894年的報告中提到，他為成都的一位官太太治好了病，結果受到那位官員的隆重宴請。盛京醫院的建立者傳教醫師司督閣，在為官員及他們的親屬治病後，受到了當時奉天顯赫人物左寶貴將軍、總督趙爾巽、徐世昌、唐紹儀及後來的軍閥張作霖的交口稱讚和有力支持。司督閣說：“我在官界擁有一個不小的圈子，這對我的工作是個非常大的幫助，確立了我們的地位，阻止了極為容易發生的騷亂和其他麻煩。”
至於平民百姓，對西醫和傳教醫師熱烈歡迎和誠摯感激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西醫在廣州已經受到熱烈歡迎：醫院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蟻來，莫說廣東之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焉。儒農官員，各品人 等，病來痊去矣。（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405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