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峰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古老的中國被納入近代世界體係內，中外交往日益增多，培養通曉外國語言文字的外交人才乃是勢所必然。親曆和議的恭親王奕、桂良和文祥對此更是有切身的體會，所以他們在處理善後的《統籌全局章程》中專列一條討論此事。次年，也就是1862年，以培養翻譯人才為目的的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初期的京師同文館是一個單純的傳授英法俄三國語言的學校。隨著形勢的發展，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經辦洋務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要“師夷長技”，製造槍炮輪船，必須懂得製造原理，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技術理論的問題也就提上了日程。信息不斷地反饋到朝廷，奕等洋務派領袖反複商討，上奏決定在同文館裏增設天文算學館。
這一時期，朝廷裏基本上是洋務派掌握實權。洋務派的大本營，即是總理衙門，以奕領銜，還有桂良、文祥、李鴻章等一批洋務大臣，恭親王奕因排行老六、思想開明而被守舊派攻擊為“鬼子六”。
總理衙門在時人心中是一個極不光彩的衙門。京師人閑談，說：“方今有帝師、王佐、鬼使、神差四要地。”帝師，指宏德殿，同治皇帝的四位老師所在；王佐，指軍機處，恭親王奕領班；神差，指神機營。
總理衙門被稱為“鬼使”，顯然是由於它主持外交事務和自強事務，得與外國人打交道，而且還設立了同文館這樣一個拜洋鬼子為師的學校。
這樣的稱呼，反映出士大夫對這個機構的鄙視與不滿。
1866年12月，奕代表總理衙門正式上奏，請於同文館中增設天文算學館，為國家培養專門人才，他強調科學是西方技術的基礎，基礎知識對中 國實現自強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而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在西人之下，倘若也能掌握這些科學技術之法，則“中國自強之道在此矣”。
次年1月，奕再次上奏，進一步陳述增設天文算學館的理由，並預設了各種可能出現的反對意見而一一加以辯駁，還建議將招考範圍擴大到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及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奕又奏請以“老成持重，品學兼優，足為士林矜式”的徐繼畬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為的是消除“專以洋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的普遍疑慮。雖然這些奏疏都被禦準了，然而各方麵的輿論卻不依從，日益加劇的不滿情緒終於爆發了。
1867年3月，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正式上奏反對天文算學館的設立，揭開了一場大爭論的序幕，他申述了士人的見解：科考當以文學為基礎，而不當以技術科目為基礎；正途科甲官員當以堯、舜、孔、孟之道為教，不能讓他們學習天文算學，否則會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人員引入歧途；算學無非機巧之事，形下之器不可與形上之道相提並論。其實他的上奏除了陳詞濫調之外，並無新意，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社會反響：“都下一時傳誦，以為至論……竟無一人肯入館者。”麵對輿論的力量，即使聖上的權威都顯得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