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看到有特種較感性的鐵移向磁石；但是如果他超過了某種量，他就放棄了對於磁石的愛慕，同一個真實的愛國者那樣，向地移動，這個地是與他同類的重大物體所應在的地方；我們還可以看見一個例子，水與重物都是向地心移動的，但是不肯破壞自然的連貫，他們卻會從地心向上移動，為了他們對世界的責任而放棄他們對地的責任。這種善的二重性與他們比較的價值，是更深的刻鏤在人身上，如果他是不墮落的話；在他看來，對於公眾責任的保存，應該比生命的保存更要寶貴得多；照偉大的朋友那句可紀念的話，在他受了委任要聯想到救濟災荒而為他的友好所力阻，說他不該冒險在這樣惡劣的氣候中出海的時候，他隻回答他們說：“我一定應該去，但我不是一定應該活”，但這是可以很正確的來肯定的，說的就是，從來沒有一種哲學、宗教或其他的教訓，同耶教那樣的明白與極端的讚美有社會性的善與低抑屬於個人的善來，同一的上帝把自然的規律，給予了我們以前說過的無生命之物，把基督的規律給予人類；所以我們讀到上帝所選擇的聖徒，在一種博愛與同情無窮限的感動中，願他們為上帝所詛咒而永生簿上將他們的名字抹去。
把這個確立了就可以來評判與決定，那道德的哲學“倫理學”所從事辯論的大部分。因為第一，他決定了幹涉那看重思考的還是實行的生活問題，而與亞裏士多德反對的決定了。因為他偏袒思考的生活所學的各種理由都是私，而關於一個人自己的快樂與尊重的，同幸運哥拉斯跨論飾哲學與思考的比方並不十分殊異；在哈羅“實是利倭弗留斯的獨裁者”問他是何等樣人的時候，他回答說：“如果哈羅會看過奧林匹亞競賽運動，他曉得有些人是為要獲得獎品來試他們的運氣的，有些人是來售賣他們物品的商賣，有些人是來尋樂與會朋友的，有些人是來觀看的；他就是一個來觀看的人”。但是人該知道，在人生的劇場裏，隻有上帝與天使能做看客。教會也不能認此點為尚有疑問，雖然他們說“上帝看他的聖徒之死，極為寶貴”，這句話是他們常用來讚美他們的遲隱“獻身宗教”與清苦的生活的；除非常帶著這種辯護，就是寺院的生活，並不隻是思考的，卻還要不斷的禱告與祈求，這是很正當的認為教會中的一種本分，或是同摩西在山上住得這麼長久的時候所做的，寫出上帝的規律，或受怎樣為這種寫作的教訓的責任。我們看到亞當的七世孫以諾就是如此的，他是第一個思考的人，與上帝一同走著，但他仍以預言給予了教會，這個是聖徒猶太所會引用的。但是宗教確實不知道有那並無光亮照到社會上，而隻限於他自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