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征，乃妄造名號，偽撰事跡，以申其邪說；而陰陽、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由是司馬氏作《史記》遂托始於黃帝；然尤頗刪其不雅馴者，亦未敢上溯於羲、農也。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采益雜，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圖》、《三五曆》、《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
顧頡剛對崔述的學術繼承和超越關係，用胡適的話說：
崔述在18世紀的晚年，用了“考而後信”的一把大斧頭，一劈就削去了幾百萬年的上古史。（他的《補上古考信錄》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還留下了不少的古帝王；凡是《經》裏有名的，他都不敢推翻。頡剛現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頭，膽子更大了，一劈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連堯帶舜）都送上了封神台上去！連禹和後稷都不免發生問題了。故在中國古史學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顧頡剛是第二次革命，這是不須辯護的事實。
1924年，胡適發表了一篇《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對“層累地造成說”作了方法論上的補充。他說，顧頡剛的這一見解，即是“用曆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曆史上的傳說”，具體而言，可總括為下列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胡適是近代學術史上倡導實證神、注重實證方法的重要學者，他雖未直接參加古史辨論爭，但無疑是對古史辨學者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他的這一“曆史演進”的方法，豐富了“層累說”理論在方法論上的內容，而他本人在幾年前對“井田製”的考證，對《水滸傳》故事流傳的考證，對《紅樓夢》作者以及版本的考證等研究，便是運用這“曆史演進”方法的實踐。
顧頡剛發表“古史辨偽宣言”後，自然引起史學界的論爭，與顧氏誌同道合，甚至比顧更為激進、徹底疑經的是錢玄同，而胡適則作為老師給予聲援和助威；顧的反對者是劉換藜、胡堇人兩位先生。隨著古史辨討論範圍的擴展，顧方還有魏建功、容庚、羅根澤、童書業、楊寬等人加人，反對方有柳詒徵、張蔭麟等人加人。此外，憑著自己的學養和研究，參與有關專題討論，但並不屬於古史辨派或反對派的學者有王國維、傅斯年、錢穆、馮友蘭等人。顧頡剛在對反對派的答辯以及此後的進一步研究中，雖然對自己論證的某些局部枝節問題有所修正，（如說禹是九鼎上的大蟲）但其推翻上古偽史係統的信念，以及堅持“層累地造成說”的理論，卻從未動搖過。
為了重新正確認識上古史，顧氏還提出必須打破四個曆代相傳的舊觀念，即“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在20年代的當時，這確實是具有“革命”意義的新史觀，可以稱得上是繼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以來，在曆史研究領域內的又一次革命。
一般地說，以明治二十年（1887）東京帝國大學成立史學科，延請德國教師裏斯講授西洋曆史、蘭克史學，明治二十三年（1890）重野安繹提出“兒島抹殺論”，明治三十四至三十六年（1901—1903）坪井九馬三開設“史學研究法課程”等事實為標誌，把日本近代史學的形成定在明治二、三十年代；而在中國，以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1904年夏曾佑完成《中國曆史教科書》，留學生界踴躍譯介日本和西方的新型史學理論著作等為標誌，近代史學的形成應在本世紀的頭十年。所以說日本近代史學的形成約略比中國早了十餘年。作為近代史學重要一隅的辨偽實證史學在日中兩國的展開，也是日本領先了十幾年。就中國上古史而引發的古史辨偽論爭，日本以白鳥1909年的“亮舜禹非實在論”為發端，也比顧頡剛1923年的“古史辨宣言”早十四年。基於這樣的基本事實，容易使人產生中國古史辨有可能受到日本影響的聯想。關於顧頡剛受到白鳥庫吉的影響之說，曾有徐旭生、胡秋原等人分別於1960年、1973年作文指出過。但並未有真實證據，大致是依據上述的時間落差而推論為有“可能性”，又將此“可能性”作為事實而發表了許多與那個時代相適應的政治攻擊性的言論。這在近年來已為劉起釺、王汎森等專家分別在自己的著作中批駁、辯正過，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