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人認為，謙讓、禮讓是德的主體，禮的主體。一人讓，從而帶動人人讓，國家便可安寧、長久。春秋時期，晉國和齊國在鞍這個地方大戰，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最終晉軍大敗齊軍。晉軍凱旋時，副帥士燮最後進入國都，他的父親說：“你不知道我盼望你嗎？為什麼不能早點回來？”士燮說：“一般軍隊勝利歸來，國內的人們必然熱情歡迎。如果先回來，一定會特別引人注意，這豈不是要代替主帥領受殊榮嗎？因此，我不敢先回來。”父親對他的作法很讚賞。論功行賞時，晉景公對統帥郤克說：“這次我軍大勝是你的功勞啊！”郤克回答：“這完全是君王的訓教和幾位將帥的功勞，我有什麼功勞呢？”晉景公稱讚士燮的功勞與，郤克同樣大。士燮說是聽從荀庚命令、接受郤克統帥的結果。景公稱讚欒書，欒書說：“這次勝利有賴於士燮的指揮和士兵的奮力作戰。”晉軍將領互相謙讓，推功及人的美德反映了他們團結協作、共同戰鬥的精神，這正是大敗齊軍的關鍵所在。幾年以後，晉軍主帥戰死。晉侯檢閱軍隊，派遣士丐率領中軍，士丐辭謝了，他說：“荀偃比我強，請派荀偃吧。”於是讓荀偃率領中軍，士丐輔佐。晉侯又派韓起率領上軍，韓起要讓給趙武，晉侯就派遣欒，欒推辭說：“我不如韓起，韓起願意讓趙武在上，君王還是聽從他吧。”於是趙武率領大軍，韓起輔佐。晉國的將帥在名利麵前互相禮讓，晉國百姓也因此而團結一心，幾世受益。
把名利地位看得淡一些，對個人對國家都是很有益處的。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在名利地位麵前表現出的高風亮節對我們很有教益。我國十大元帥之一劉伯承，能征善戰，功勳卓著，是中國革命中不可多得的帥才。1947年6月8日，在安陽召開的功臣大會上，冀南人民的代表把繡著“常勝將軍”的橫匾送給劉伯承。劉伯承謙遜地說：“說我是常勝將軍，我不敢當。不會是常勝，多數勝就不錯了。是黨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貪天之功為己有。我隻是人民的勤務員，沒有人民給吃、給穿、給人，軍隊就不能打勝仗。”建國後，當時的蘇聯要出版《百科全書》，其中有一個辭條寫劉伯承。劉伯承在審查稿子時，把稱呼他為“革命軍事家”的說法改成“革命軍人”。他說：“要講軍事‘家’，應該說革命軍隊是個大‘家’，沒有大‘家’，哪有這個‘家’，那個‘家’。不要說自己是軍事‘家’，我隻是一個普通的軍人。”
這體現了一位身經百戰的老革命家虛懷若穀、淡泊名利的襟懷。謙讓以功，謙讓以利，謙讓以位，這是個人品質高層次的表現，這種品德使國家安，人民安，也會為自己贏得世人的尊重，所以精明的人懂得謙讓，不會對名利斤斤計較。
克服愛占小便宜的不良習性
生活中的許多“精明人”都是愛占便宜、不願吃虧的人。愛貪圖小便宜的人在心理上都有較強烈的占有欲望，這種占有欲望在每得到一次小便宜的時候便會產生相應的滿足感。滿足程度與得來便宜的難易程度、大小程度有很大關係，且每得到一次便宜，他們的占有欲便會加強一次。隨著這種欲望日益膨脹，很可能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後果。
首先，它會影響你同朋友、同事、親戚及周圍的人的關係。與人相處，總想去占別人的便宜，必然會引起別人的警惕和反感，從而失去同事、親友的信任。久而久之，關係緊張，人際關係會受到影響，友誼會受到破壞。
其次，由於輿論和道德的限製，占小便宜的欲望常常會得不到滿足，於是，便使自己常常處於一種不愉快的心理狀態中，使自己的生活失去光明和歡樂。
再次，愛占小便宜的心理還會使自己胸無大誌，難以成為對社會有作為的人。因為有作為的人普遍對於他人、對於社會是要有所奉獻的，而貪圖小便宜的人的心理境界是無法同他們相比的。
最後，由於此種“病症”具有擴張的趨勢，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會對社會造成危害，以致走到犯罪的道路上去。
所以，必須克服和克製愛占小便宜的不良習性。下麵的幾點建議值得借鑒：
①對於有輕微愛占小便宜欲望的人和初次占了別人小便宜的人來講，有效的措施便是果斷地甩掉那點小便宜，不使它據為己有。這是因為，此種毛病對於一個正常的人來講，本身就有一種道德上、心理上的被譴責感。據調查，當一個人初次占別人的便宜時，往往是在貪圖欲望與道德廉恥矛盾的心理狀態下進行的，往往在進行過程中有臉紅、心跳、緊張等狀態，這時，心靈的道德標準與貪求欲望激烈鬥爭。此時，即使是占了別人的小便宜，他（她）的良心也往往是不安的，心是不平靜的。此時，如果果斷地、自覺地拋棄得到的小便宜，自信心和正義感就會起主導作用，並在心靈深處注射了“防疫針”。同時，由於小便宜未得到，那種不良的欲望也受到了抑製，並且由於對自己產生那樣的念頭和行為而感內疚，以致產生道德上、心靈上的終身“免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