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說到尉眷血洗伊吾城，大肆擄掠後返回國內。這次大勝正值皇帝拓跋浚親政、馮氏封後、確立皇太子之時，真真是四喜臨門，拓跋浚自然心中高興。老將軍尉眷曆仕拓跋嗣、拓跋燾、拓跋浚三代帝王，居功至偉，戰功卓著，是時候讓老將軍離開那蠻荒苦寒之地，回國頤養天年了。
於是拓跋浚一紙詔書，征召尉眷返回首都平城，任命尉眷侍中、太尉，晉封漁陽王。因尉眷已經年老，拓跋浚還特賜老將軍可以拄拐穿鞋上殿議事。放下政府給予尉眷各種榮華富貴不提，拓跋浚此時正在和他的智庫們悄然調整著國家的戰略。
上一章我們已經分析了北魏帝國由於過度擴張，深陷西域泥潭，而相比較西域這塊骨頭而言，江南才是一塊不折不扣的肥肉，可惜江南地區無論從地理環境、風俗習慣、思想信仰等等方麵都和北魏差異巨大，就像油和水不能相融，這就要求北魏帝國的統治階層要把自身改造為“酒精”，這樣才能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於是北魏帝國在拓跋浚的領導下，國策很自然的從四處攻戰向勤修內政、統一思想的方向轉化。當然，從北魏帝國統治階層角度講，勤修內政的目的是讓國家強大，國家強大的目的還是繼續擴張！套用二戰前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的《田中奏折》的語式，北魏帝國在拓跋浚時期的國策就是：惟欲征服西域，必先征服江南；如欲征服江南，必先勤修內政！萬裏之行始於足下，拓跋浚對於國家的改造正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
首先，解禁信仰，恢複民間禮佛。在戰火紛飛，人命比狗命還賤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大地上各族老百姓深受荼毒，精神上的極度壓抑需要平複，需要宣泄，而正是在這一時期，印度的佛教適時地傳到中國。
佛教宣揚“因果輪回”，教導人們：第一、認清自己現在所受之苦皆是前世報應；第二、要積德行善，為下世輪回積福。佛教的這種理念，從大眾角度講，可以大大緩解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痛楚；從統治階層講，可以教化人們在當下行善，安心做順民，從而穩定社會秩序。於是，無論在南朝還是北朝，信佛之人浩浩湯湯，大有替代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趨勢。
但是，佛教信徒過多，則對國家資源造成巨大的“浪費”，因為佛教徒不服兵役徭役，不向國家納稅。各級寺廟就像一個個人口黑洞，在宗教信仰的庇護下，一定程度上脫離國家統治。在戰爭頻發年代，人口就是最大的戰爭資源，於是北魏帝國在世祖拓跋燾時期，就掀起一場“滅佛”運動，表象上看，是崔浩鼓動的教派之爭（崔浩是道教徒，參見“星落平城”），其實是拓跋燾在和佛教界爭奪人力資源，把還俗的教眾驅趕到戰場拚殺，或在農田中勞作。
而在高宗拓跋浚年代，由於國策的轉變，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人口必然會大大增加，而戰爭對壯丁的需求又大大減少。此時，佛教對於平複社會心態，減少叛亂暴亂，穩定帝國統治的優越性就越發體現出來。
其實，北魏帝國早在拓跋燾“暴死”的452年就開始解禁佛教信仰，詔令各州郡縣老百姓在集中居住的地方，允許建立一座寺廟。老百姓打算當和尚的，允許自由出家，大州可以有五十人，小州可以有四十人。於是，過去在拓跋燾時期摧毀的寺廟佛像大都修複。在拓跋浚親政後，更是把尊佛禮佛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史載京師沙門師賢，本是西域一小國皇族，後來皈依佛門，成為大師級人物，並在涼州傳教。北魏平定涼州後，師賢來到京城。後來“太武滅佛”，師賢以醫生名義還俗，但內心信奉佛教不改。拓跋浚受感於師賢的智慧和忠誠，親自為師賢剃發，封師賢為道人統，基本就是“國師”待遇。後來師賢去世，另一個大師曇曜接替他的位置，並改名為沙門統。曇曜的故事更加傳奇，拓跋浚恢複禮佛的第二年，曇曜大師來到京城，正趕上皇帝出行，而拓跋浚的馬匹居然上前銜住了站在路邊的曇曜的衣服，於是曇曜大師和皇帝就在路邊相見。當世人都說這是馬匹認識善人的結果。
現在網上總是能看到許多大V們批判我們國家是多麼不民主，和西方民主世界比就是一無是處。其實說到宗教信仰，我看我們和西方世界比恰恰反了過來：西方人信基督教，而基督耶穌是他們唯一的神，這在思想境界上麵是不是也是“個神崇拜”，極度集權的意思呢？我們東方人信仰佛教，佛教講究個人的自我修行，所謂一念成佛，隻要有悟性，人人皆可成佛，這種崇尚個體，自我完善的思想體係不正是民主自由的體現嗎？西方世界是肉體的“相對自由”加思維意識的“****”，而中國則是肉體的“相對****”加思維意識的“自由”；中西方這兩種體係之間又怎能輕易判別優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