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說到北魏帝國在拓跋浚的領導下，對帝國的國策進行戰略轉型，全麵停止戰爭，勤修內政，而首先做的就是重拾人民宗教信仰，並借助佛教平複人民情緒，穩定社會結構。
在解禁佛教以後，拓跋浚還大力提拔漢族官員，提升北魏帝國官僚機構的管理水平，通過儒家思想治理國家。
在拓跋燾後期，曾經發動過“崔浩案”，把崔浩所在的崔氏家族以及許多漢人望族連根拔起，狠狠打擊了漢人在北魏官僚體係內的勢力。我在“星落平城”這一章中曾分析到，歸根結底，還是崔浩在漢人爭取在北魏政府中的政治地位的運作中，走的太過激進，導致北魏朝廷鮮卑貴族的反擊，拓跋燾是個政治生物，權衡利弊後才對崔浩為代表的漢人官僚集團痛下殺手。
但國家要治理，就需要大量人才。在拓跋浚執政期，就不得不再次重用漢人，為帝國效力。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高允。高允當年就和崔浩一起修《國史》，和當時太子拓跋晃的關係很好，崔浩被判死刑之時，高允還在朝堂之上跟拓跋燾據理力爭過，在拓跋晃力保下才免遭遇難。不過從另一角度講，高允當時也是位微言輕，拓跋燾沒感受到高允的威脅，所以也就放了他一馬。在拓跋浚一朝，高允被重新啟用，被提升為中書令（宰相級別）。拓跋浚十分器重高允，平時經常稱高允為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士為知己者死，高允也盡心盡力為拓跋浚在治理國家中出謀劃策。史載高允喜歡直言相諫，朝廷內有什麼舉措不得當時，高允就立刻求見拓跋浚。而拓跋浚總是屏退左右侍從，單獨一人和高允商談。有時，從早談到晚，甚至一連幾天都不出來。高允說話有時言辭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浚聽不下去，就命令左右侍從先把高允攙扶下去休息，但他始終對高允很尊敬。
一次，有人直接上書，措辭激烈地批評朝政，文成帝拓跋浚看完後跟大臣們說：“君王和父親是一樣的，父親有錯，兒子應該不會把過失寫在紙上，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勸諫，而會在偏私之處和父親麵談，以保全父親的顏麵。臣下侍奉君主，又何嚐不是這樣？君王有過失，臣下不能當麵陳說，反而用上書的方式進行公開勸諫，這是想要使君主的短處昭彰於世，以顯示自己的正直嗎？像高允那樣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過失，他沒有不當麵直接批評的，甚至有些話，朕已經難以接受，但高允並不回避。朕由此知道自己的過失，但天下人卻不知道，難道這不是最大的忠心嗎？”
拓跋浚一席話，其實道出了政治生活或者說職場生涯的真諦，在和老板對話時，應該做到意見到位，但一定給老板留足麵子。這可不是所謂的職場“厚黑”學這麼膚淺，《淮南子》有雲：“恃親而不恭”，在帝製的社會中，如果不加強帝王的絕對權威，其行政效率必然下降。看現今的美國社會，應該算是比較平等吧，但在美國軍中，軍官和士兵就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這種等級製度的劃分，就是使士兵對軍官產生一種敬畏，這樣在殘酷的戰爭中才能做到令行禁止。職場中的企業管理也遵循著同樣的原理。
有人會說魏征和唐太宗不是這個理論的反例嗎？其實這是大家對於這對君臣片麵的理解。魏征原是李世民的政敵太子李建成的謀士，玄武門之變後，李建成被殺，魏征本求一死，但李世民並未殺他，而是把魏征收為己用。這兩個人的關係其實很微妙，李世民政變上台，很想修改自己在後世中的形象，於是對於“魏征”這樣政敵陣營中的標誌性人物就顯示出異乎尋常的“寬宏大量”，你越是罵我，我越不殺你，“魏征”就變成了李世民的一塊榮譽勳章。當然，這種“勳章”隻有魏征這樣沒有政治號召力的人才擔當的起，對於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子嗣，也就是李世民的侄子們，這位唐太宗還不是拉下臉來殺了個幹淨；對於魏征來講，一開始應該是想通過罵李世民來求一死，從而給舊主李建成殉葬，以保全自己忠義之臣的氣節，後來李世民治理下的王朝蒸蒸日上，魏征死意漸去，其“直言進諫”的風骨中確實隱含有“沽名釣譽”之嫌。李世民和魏征這對君臣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試想魏征如果麵對的是李建成的話，應該不會如此“出言不遜”；而李世民治下也隻有一個魏征，其他大臣又有誰敢如此不顧及李世民的麵子而“直言進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