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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5年12月1日，北魏帝國皇帝拓跋宏在新都洛陽新落成的光極殿召見文武百官，宣布帝國開始實施九品等級的官員製度。孝文帝推行的這項製度就是魏晉史上大名鼎鼎的“九品中正製”，又叫“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製”脫胎於漢代的“察舉製”。漢代還沒有產生我們熟知的“科舉製度”，各級官吏的選拔都是由地方官員推薦和中央有關部門的遴選，這就是所謂的“察舉製”，通常要求被推舉之人德才兼備，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學識和口碑，所以東漢末年的風雲人物基本在坊間都有名人的背書（這是通往仕途的鍍金名片），像曹操被名士許邵稱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就能看到漢代“察舉製”的遺風。
不過聰明的讀者可以想見，在中國官場一貫的腐敗作風影響下，“察舉製”運行到後來，就會出現徇私舞弊的行為，在同等條件下，必然會優先推薦自己的好友或者家族的青年才俊到朝廷為官，久而久之，中國官場上必然形成一些巨大的家族勢力，像袁紹家族的“四世三公”就是這樣形成的，而這些“大家族”在魏晉南北朝就有了個正式的諢號“門閥世族”。
在三國戰亂時期，曹操為了平定天下的需要，主張“唯才是舉”，政府選材不拘一格，“門閥世族”的勢頭受到打壓。但在曹丕時代，在大臣陳群的主張建議下，曹魏帝國於黃初元年，即公元220年，製定了有利於“門閥世族”掌控政府權利的“九品中正製”。
簡單來講，這個製度就是由國家設置“中正官”這一職務，負責掌管某一地區的人物的品評，而國家就根據品評結果任用官員。各州設大中正官，各郡設小中正官，依據本地方人物的家世出身以及個人品行，對其進行“定品”，也就是定級別。級別從“上上”到“下下”一共九品，其中一品為虛設，無人能達到；二品至三品為上品；四品至五品為中品；六至九品為下品。
這個製度在製定之初，定品原則上還依據的是個人品行，家世隻作參考。但逐漸就變了味，到了晉朝以後就完全以家世出身來定品級。出身寒門者能力再強也隻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門者能力不怎麼樣亦能位列上品。於是就行成了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麵，國家一品至三品的官位完全把控在“世家大族”子弟的手中，而如果家世不好，就算再有才能，也不會進入政府核心領導崗位。顯然，在“九品中正製”的體製下，常委才真是生出來的啊。
“九品中正製”名義上保護了帝王的絕對權威，官員都由國家任命，以此進行中央集權，但實際上整個官僚機構卻把控在“世家大族”手裏，這些“世家大族”就是新時代貴族，他們雖沒有先秦時代“封建製”下“裂土分封”之名，但他們卻有控製國家之實。可以想象，國家控製在一群並不擁有這個國家的人手裏（國家隻是皇帝一人的），會有什麼情況發生，沒錯，就是腐敗，官員們歇斯底裏，窮凶極惡的腐敗。
這就像一個100%個人控股的企業，老板卻把公司的管理權完全交於一個高管團隊，在沒有股權獎勵機製下，高管團隊必然通過控製企業經營的便利為自己牟利，老板則興高采烈地在“泡妞”“登山”“拍廣告”等悠閑生活中被高管團隊綁架，如果老板那天不爽了，高管們就集體罷工，看你怎麼辦，最終還得把這些高管大爺們請回來，繼續戰鬥，繼續腐敗。在私募股權基金進行的“擬上市企業”股權投資的時候，盡職調查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看這個企業的組織結構和股權結構是否匹配。企業要良性發展，對於重要崗位人員的股權激勵是必須的，於是形形色色的“高管團隊持股方案”就成了企業上市前的必修課。
“九品中正製”就是介乎於“封建製”和“中央集權製”中間的這樣一個皇帝和貴族的相互妥協的製度，皇帝對於“國家所有權”的集中，以及對“國家管理權”的最大限度之下放，使得國家的“組織結構”和“股權結構”很難匹配，國家的混亂指日可待。
另外，無論是先秦的“封建製”和隋唐以後的“中央集權製”，平民都有進入政府為官的上升通道，而魏晉時代的“九品中正製”卻阻斷了這個上升通道，社會的精英人士看到自己前途的“天花板”，自然心有不滿，如遇風雲聚會，必將釀成大禍。
拓跋宏對於漢人世家大族創造的“九品中正製”頂禮膜拜似的無條件生搬套用，破壞了北魏帝國原本的官員製度。尤其對於開疆擴土的將領們來說，原來通過積累軍功，就能封王封侯，榮華富貴，光宗耀祖，但現如今的“九品中正製”，上述一切願景都成了泡影，讓有能力之人失去了發揮能力的衝動，明珠暗投，帝國的戰鬥力必將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