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追尋至真：以人為鑒，於謬誤中見真知
第八章第1節聞過則喜，改過不憚
凡聞過則怒的人，他所聞的過，一定不假。好像一鋼叉紮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裏叫起來不可，假如紮到磚牆上，他自然不會出聲。聞過則怒是醫生的診斷器，可診斷出批評的真實程度。無論是歇斯底裏叫起來，老羞成怒吼起來，都證明它確實是批評對了。
有一種檢討永遠得不到正確答案，那就是主持檢討的人無法承受正確答案的打擊。
阿Q，一個被中國，乃至世界所熟知的人物。他的身上有一種中國人，也可以說是人類的通病：受了屈辱，不敢正視，反而用自我安慰的方法，說自己是“勝利者”。這種“精神勝利法”，不隻是麵對屈辱時才會出現，在遇到過失時，同樣也會出現。
與魯迅一樣，揭露中國人弱點與缺陷的柏楊先生，一開始卻並未受到人們的認可。一篇《醜陋的中國人》，揭開了人們心中無數的痛。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直接予以否認，伴之以無比的憤怒。一時間，柏楊先生成了無數人責罵的對象，這便是人們對於“過”的一種態度。
柏楊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說到：“凡聞過則怒的人，他所聞的過，一定不假。好像一鋼叉紮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裏叫起來不可，假如紮到磚牆上，他自然不會出聲。聞過則怒是醫生的診斷器，可診斷出批評的真實程度。無論是歇斯底裏叫起來，老羞成怒吼起來，都證明它確實是批評對了。”憤怒過後，人們開始靜下心來，思考那些“過”，發現原來當初的怒，正是因為柏楊先生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正常皮膚下隱藏的“潰爛”。
“聞過則怒”，是一種很多人都會有的心理反應，但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而使許多人隻能做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平庸之士。對於那些想要探求真理的人而言，聞過則怒是一個致命的弱點。正如柏楊先生所言：“有一種檢討永遠得不到正確答案，那就是主持檢討的人無法承受正確答案的打擊。”
一個人的過失和錯誤不可避免，重要的是正視並且勇於改正它。隻有樹立聞過則喜，改過不憚的人生態度，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才能不斷完善自我，提高修養，得到別人的尊敬和信任。
戰國時期晉文公之所以成就一代霸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善於“聽諫”。典型一例是，晉文公流亡在外近二十年，在即將返國為主之時，卻丟棄了流亡時用過的食臥之具，怠慢老臣，忘本之舉溢於言表。其謀臣咎犯“聞之而夜哭”，直言力諫，文公則不惡其諫，反而從諫如流，幡然改過。
唐太宗李世民可謂古來中國帝王從諫如流的典範。貞觀初期，他幾乎已經達到了“聞過則喜”的程度，隻要別人正確地指出他的錯誤，必改之，從不剛愎自用。到了貞觀後期，開始不好直言，大不如貞觀之初，但依然能夠從諫如流。有一次，中牟丞皇甫德參向他進言，稱“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不能聞過則喜矣)，“欲治其謗訕之罪”。此時，魏征諫之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雲‘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請太宗明察。”此時的唐太宗依納能夠從其所言，稱“朕罪斯人，則誰複敢言”，還賜給皇甫德參“絹二十匹”，顯示了鼓勵上言直諫的姿態。
1941年，陝北“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哐當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哎呀，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活傳到毛澤東那裏，他並沒有怪罪那位農民，而是深入調查研究，發現原因在於當時延安物質極其匱乏，而邊區老百姓還要“出二十萬石公糧”，運六萬馱“公鹽”。群眾負擔很重，有人便把怨氣撒在了毛澤東身上。弄清了原因，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並倡導黨中央積極“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終於減輕了人民負擔，自己動手解決了豐衣足食的問題。
毛澤東是無神論者，他當然不相信有什麼雷神。但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堅信“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他又熟讀經史，深諳“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盡管他並不相信有司雷之神，卻始終對另一個“雷公”——人民群眾存有虔誠的敬畏之心。即使麵對老百姓的咒罵，他也不怪罪、追究，反倒把它看做是民情、民意的重要信號。為實現黨的奮鬥目標，他把民利放在首要位置，把民意、民情作為製定和調整黨的決策的重要依據和標準，知錯就改，立說立行，以此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戴。
良藥總是讓人感覺口中苦澀，忠言總是讓人感覺忤逆心意。“良藥”與“忠言”，這兩者帶給人的都是不適的感覺，所以人們每當聽到或接觸到它們時，總是會皺起眉頭，表現出一副苦不堪言的樣子；但它們又都是對人有益的，或者是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所以人們的理智又要求自己不僅要坦然地接受它們，還要主動迎接它們。
聞過的態度，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優秀與平庸。聽到別人指出的自己的過錯，你的反應是喜還是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