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教育思想的先驅——龔自珍
乾嘉學派的叛逆者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這首詩寫於1839年，正是腐朽的清王朝瀕臨崩潰的時代。麵對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封建專製統治，詩人龔自珍渴望中國以風雷般的威力掃除陰霾，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使中國複興起來。在當時，這首詩龔自珍像就像一陣衝天的驚雷，滾過黑沉沉的神州大地，震撼了多少沉睡中的靈魂！
龔自珍，字塚（音論）人，又字愛吾，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中恒近代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既是著名的詩人、思想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廠他提出的“經世致用”的教育主張，成了近代啟蒙教育零想的先聲。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龔自珍出生於一個世族書香和五代官宦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除了任官，還有著述。母親是著名古文字學家段玉裁的女兒，也善於寫作詩文。這樣的家庭環境為龔自珍的成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從小資質聰慧，思想敏捷，興趣廣泛又肯刻苦鑽研。6歲時，跟母親學詩；12歲時，外祖父教他習誦《說文解字》；14歲，開始考訂曆代官製；16歲時，讀《四庫全書總目》。開始鑽研圖書目錄學；17歲時，進一步收集古代鍾鼎碑刻，對金石學發生了濃厚興趣；19歲，已填得一手好詞了。等到20歲出頭，他已經成了一個才華出眾的詩人和根底深厚的學者，受到學界廣泛的稱羨和矚目。
年青的龔自珍跋涉在通往成功的征途上。不難預見，隻要他沿著外祖父指點的路子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功成名就是指日可待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聲於當時社會危機的影響，各族人民起義的鋒火此起彼伏，不斷動搖著清王斯的統治。敏感的龔自珍切實地感受到時代脈搏的激烈跳動，他再也不能繼續走考據學的老路了。決心從古紙堆中鑽出來，專心經世時務，他的《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文，都閃爍著戰鬥的鋒芒，他抨擊了清王朝官僚政治的極端腐敗，指出封建官僚集團的昏庸無能，強烈要求效法王安石，實行變法，他曾經9次親筆抄錄王安石那篇箸名的鼓吹變法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並以這篇文章為指導’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麵寫成《對策》，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變法主張，所以，當時有個叫張維屏的詩人，就這樣說過：“定公得誌，恐為王荊公。”意思是說，如果龔自珍的政治主張得到實行，恐怕他就是又一個王安石了。在對外方麵，他主張自主、自立，嚴禁鴉片進口、杜絕吸食鴉片，給予侵略者以有力打擊，加強防衛。
在大興文字獄，動輒得咎的清朝。像龔自珍這樣直率地揭露黑曙統治，是很容易遭受追害的。為了表達自己的政見，龔自珍開始尋求一種更為合適的表達政治觀點的方式，從28歲起，他向今文經學家劉逢祿學習《春秋公羊學》，開始了今文經的研究，給他的政治觀點塗上了一層經學色彩。
龔自珍於27歲中舉人後，連續5次參加會試，都沒能考上，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第6次參加會試時，總算中了進士，他在京城擔任過禮部主事祠祭司，由於他不善書法，不能人翰林，又因為他直言不諱，得罪了不少權貴大人，受到了傾軋和打擊，過了幾年，他與朝廷權貴們越來越難相處了，於是，他以父母年事已高，需侍奉雙親為由，辭去官職，南歸老家，這是清道光十九年）839年）的事。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龔自珍辭官南歸後，遷江蘇昆山，在艱難的境遇下，他並不消沉，他那不妥協的戰鬥銳氣，並沒有因此而減弱，當別人以為他由於官場失意、可能從此一蹶不振而成為委棄於地的？中國曆目史知識全堪重罷人物落花時，他卻出人意料地引吭高歌：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盡管在夕陽西下時辭京南歸，不免有一些離愁，但他並未悲痛欲絕，愴然落淚，而是以更豪邁的心情，投入另一個戰場。落花並不是無情的東西，它化成春泥了，還能起護育新花的作用。
這另一個戰場，就是教育。龔自珍南歸後，就講學於丹陽雲陽書院，熱心於誘掖後進，為國家培養人才，他在《病梅館記》一文中，借江寧的龍蟠、蘇州的鄧尉、杭州的西溪出現人為的病梅影射封建社會的政治道德規範和教育，給人們的精神世界加上了鐐索，他毅然以療梅者自任，許願以其一生的光陰來治療這些被扭曲了的“病梅”，實現他“不拘一格降人材”的理想。
閨齋主講紫陽書院多年，他死後，即由龔自珍繼任，但他仍兼丹陽書院的講席。不幸的是，他南歸後僅僅兩年又四個月，即1841年9月，在丹陽的雲陽書院，這位清代著名的思想家，突然得急病。與世長辭了，終年50歲。可以說，他的教育實踐生涯剛剛起步，就“壯誌未酬身先死”了，這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憾事。
“自古天才未盡才”，龔自珍遺留給後世的，一有300多篇文章和800多首詩詞。雖然他從事正規的教育活動時間十分短暫，根本來不及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論體係，但他有關教育、教學的言論，對近代教育思想的發展，還是有較大的啟迪的6他培養的學生雖然並不多，但私淑弟子不少，柳亞子等即以“私淑龔門”自詡“經世致用”的人。
龔自珍當禮部主事時，他的叔父是尚書，有一天，龔自珍去拜見叔父，剛就坐，忽然門衛進來報告，說某某門生求見，此人剛剛入翰林院。龔珍便回避了，躲在耳房裏聽他們的交談。他叔父問來人：“你最近在忙什麼事？”那人說：“正在練字。”他叔父十分讚賞，說：“這很好，大凡考試，字跡宜端秀，墨跡宜濃厚，點畫宜平正，那麼就沒有考不中的。”龔自珍聽到這裏，忽然走出耳房，一邊鼓掌，一邊說：“翰林學問，原來如此!”他叔父大怒，從此就與他斷絕了來往。
這是記載在《清代佚聞》裏的一則故事。龔自珍堅決反對清廷以所謂端方平正的館閣宇體，作為考選翰林的標準。他認為，這隻能養成讀書人恭順拘謹的性格，做個唯唯諾諾的羔羊式的人物。而當時的清朝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衰世”階段，因此，就必須改變培養人才的標準，革除科舉考試的弊端。
那麼，在龔自珍心目中，理想的人才是怎麼樣的呢？他認為關鍵有兩個條件。首先要有高尚的德性，對於人才而言，如果寡廉鮮恥，則做官時怎能不貪汙腐化！當官愈久，氣節越淺薄，名望越高，越會阿諛奉承，地位越近權貴，越能諂媚，甚至身至三公六卿的髙位，不僅沒有長者之風，連作夢也沒有想做個正人君子，人臣節操已一掃而光了，所以，國家的振興在於人才的培養，而培養人才，首要任務是“以教之恥為先”。其次，作為真正的人才，必須學習豐富而有用的知識。學習經史應該掌握義理，了解事物的本質，應打破門戶之見，綜合諸子百家學說。龔自珍自己學識淵博，他把自己的學問稱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也就是“經世致甩”的學問，他認為研究學問要對治理國家有用處。因此，真正的“問學”應從文章入手，學習應遵循從灑掃應對等小事做起，從“六書九數”的“小學”開始，而要杜絕空談，樹立踏實的學風，養成勤學不輟的學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