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非常的時勢，對選拔人才也應有非常的措施，這就是龔自珍主張的“不拘一格”，他極力反對“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的論資排輩思想，主張唯才是舉，引進新人。年老的官吏雖然經驗豐富，但精力不足，又往往膾前顧後，缺乏魄力，可是國家的事務重擔卻不能由中青年來挑，這怎麼能治理好國家呢？
“智者無以稱其職，巧者易以飾是非"，這是晚清官場存在的普遍現象，而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更是比比皆是。龔自珍認為：這種“盲人騎瞎馬”的現象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1因而主張培育專才，既要注意培養“治人”的人才，也要注意培養“治事”的人才，即凡農、工、商各行各業人才都需要培養，而不是所有人才都往政府衙門擠。
龔自珍反對空疏無用的“理學”和脫離實際的訓詁考據，要求廣開言路，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改革封建教育，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他認為，作為知識分子的士和師儒，必須貫徹國家的法令，傳授、研究載於書的義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批評把“聖人之學”作為萬世不變的說教，大膽地指出、占統治地位的儒學，隻不過是百家中的一家是“一代之學”，不是“萬世師表”。他在詩中寫道中國近代教育家一——張之瀾、蘭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他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儒學不再是獨尊的、唯一的學術思想，教育也不應該以儒學為主要內容。他要求知識界從繁瑣的考據、辭章等故紙堆中解放出來，重視現實生活和政治鬥爭，尋求“經世致用”的新知識。
龔自珍有幾個誌同道合、引為知己的朋友。禁煙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都與他有深厚的友誼。1838年底，當林則徐奉旨馳往廣東禁煙時，龔自珍聞訊無限欣喜，提筆寫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為林則徐禁煙獻計獻策，在這篇文章中。他主張學習“西洋奇器”以利中國，提醒林則徐效法西洋“修整軍器”、“講求火器”，以武力抗擊外侮。
龔自珍主張學習西學和反對儒學獨尊的思想，對中國近代教育的改革，起著積極、進步的啟蒙作用。馬克思曾說：“隨著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周圍墨守陳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權力。曆史的發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曆來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龔自珍就是從“麻木狀態中”被喚醒的一員。
梁啟超曾經評論龔自珍的貢獻說：晚清思想的解放，很大程度上源於龔自珍。事實正是如此，龔自珍的思想對於改良主義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同樣，他的教育思想，他對封建教育的批判，對八股取士製度弊病的揭露，以及憧憬新教育的思想，也成了近代教育的啟蒙思想。
近代教育的奠基——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一字香濤，號壹公，晚年自號抱冰老人。直隸南皮人，曾祖父、祖父均曾擔任知縣，父張瑛曾任知縣、知府。自幼受嚴格家教，5歲人家塾，9歲讀畢《四書》、《五經》，10歲讀畢《九經》，始學詩文，有“神童”之譽，12歲在貴陽出版了第一本文集，14歲入南皮縣學，受學政程廷桂器重，16歲應鄉試，中第一名舉一霣藜人物人，此後幾次會考均因族兄為同考官而避，27歲才應會試，得第三名，殿試排名一甲第三，稱探花，授翰林編修。30歲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開始教育活動，1873年任四川鄉試副考官，四川學政，1881年任山西巡撫，1884年任兩廣總督，1889年調湖廣總督，1894—1896年暫署兩江總督，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直至1909年去世。諡號文襄，其著痄由許同莘編為《文襄公全集》，共9卷。
張之洞是清末政治界、思想界舉足輕重之人物，政治上，他是繼李鴻章之後又一位權傾朝野的封疆大臣，洋務派後期的重要代表；思想上，他是當時進步的保守主義的代表，說他進步，是因其思想有民族愛國主義的一麵，在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中，撥軍籌餉，堅決抗敵，受到人們普遍讚譽；說他保守，是因其執意維護搖搖欲墜的清朝統治，為封建王朝補天。1900年，他鎮壓了唐才常自立軍起義，使唐才常及兩湖維新人士百餘人命喪其手。所以，對於張之洞的評價，長有爭議。
張之洞一生，從未輕視過教療，為官數十年，沒添置過一畝家產，甚至朝廷獎賞的5000兩黃金也被他用來興辦學校了。他的教育活動可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教育活動
張之洞從1867年任浙江鄉試副考官起到1884年調任兩廣總督這段時間內，致力於整頓學務，革除科舉弊端。在湖北，他書寫了一幅試院極聯：
剔弊何足雲難，為國家培養人才
隻是一節，願諸生步趨聖賢不僅登科既表明了自己的誌向，也對考生們提出了“步趨聖賢”的希望。當他長子仁權出生後，他曾寫過一首敘輩詩：“仁厚遵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從中可以看出其辦學的指導思想及學習經世致用之知識的主張。他主持測試了漢陽、黃州、武昌等地生員，對崇尚實學的獎賞，對虛浮不實者，給予革除功名，運用行政手段，促使生員“端品行，務實學”。在給下屬命令中指出，考試時題目發下後，可由生員任選，各盡所長，還可將平時得意之作隨卷附上。在四川，為了整頓考場作弊之風，奏陳八條禁律，他在蜀3年，四川士習民風有所好轉，他常常自豪地說：“四川督署積塵盈屋，我第掃除過半矣!”在山西，他製訂明道所樂舞生章程，派專人赴山東置樂器、祭器，請直隸定州樂舞師赴晉傳藝。
這一時期的張之洞，還創辦了一些書院，1869年在湖北創辦經心書院，分經義、治事兩科，1873年在四川創辦尊經書院，並捐款購書數千卷，建尊經閣為藏書之所，每逢餘暇，則親往書院講學，培養了楊銳、宋育仁等一批維新人才，此兩人當時並稱為“楊雄、宋玉再生”。1881年在山西創令德堂，聘楊深秀為襄校，設經史古學，據《晉政輯要》卷23載，初僅30人，後增至50人、70人，其後通省人才大多出於此堂，足見其廣。
總之，早期張之洞仍立足於清末“經世致用”的認識水平上，注重經史根柢之學，提倡整頓傳統儒學教育，與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不同，他所從事的教育是為了培養效忠清王朝的“通經致用之士、經世致用之才”，而不是洋務人才。中國曆史知識全劣霞饜人物1中期教育活動1884年中法戰爭中，張之洞為主戰派，被任命為兩廣總督，這時他開始接觸西方文化，思想也產生了變化，由頑固派中的清流派轉變為洋務派，成為繼曾國藩、李鴻章之後洋務派的又一代表，他從事洋務教育起步雖然比較晚，但成就卻比曾、李更大。
張之洞主張並實行舊書院的改造，企圖在舊書院中塞進一些時務知識。湖北的經心書院初設經解、史論、詞賦等，1895年分設天文、外文、格致、製造，1890年建兩湖書脘，設經學、史學、理學、文學、算學、經濟學6門課目，還設了天文、地理、數學、測量、化學、博物學、兵法、兵操等新學科，並采用按日上堂教習法（類似班級授課製）兩湖書院實則是書院向學堂過渡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