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8~9月，他在《湖南教育雜誌》上發表了他留學回國後的第一篇文章《記英國教育之情形》，詳盡介紹了英國學校的教學情況，並呼籲教育要普及，提出“通學製”和開設“夜班”，主張實行“男女共學”，重視女子教育。11月，他又發表《餘歸國後對於教育之所感》一文，希望人人都能出錢為教育盡義務，尤其是富厚之家，能捐巨資興辦學校。
1914年，楊昌濟繼續在省立第一師範任教，並到湖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兼職，除了講授教育學外，他還講授哲學、倫理學課程。在湖南近代教育史上，用比較科學的方法係統地講授這些課程，是楊昌濟的首創。楊昌濟的一些教育著作，如《論語類鈔》、《心理學講義》、《教育學講義》、《各種倫理主義之略述及概評》、《哲學上各種理論之略述》、《西洋倫理學史》等等，都是在一師和髙師講學中所編訂或翻譯的。他在這方麵所付出的辛勤勞動，不僅在當時為社會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而且對湖南教育事業的發展有著良好的影響。
1914年8月31日，楊昌濟在《湖南教育雜誌》第7期發表了《論教育上之養護》一文，詳述了學校開展體育工作的重要性，提倡學校應加強教育上的養護，積極開展各項體育活動，保護和增強學生的體質。他的文章發表後，在教育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師在他的影響下，開設了金工、木工、石膏等手工課。學校手工教育的規模很大，設備也比較齊全。學生通過手工勞動鍛煉了身體，學到了生產技能，也涵養了品性，實乃一舉三得。
1914年，楊昌濟在教學上用了兩本自編的講義，一本是《教育學講義》，一本是《心理學講義》，對教育的目的、社會徐特；8作用、教育內容和方法作了較為全麵的闡述，介紹了西方教育方麵的許多情況和有益經驗。
籌辦湖南大學
早在楊昌濟留學英國期間，他就曾與好友章士釗談起回國後創辦湖南大學的設想，因此，回國不久，他就濤踏滿誌，正式提出創辦湖南大學的計劃。
然而，當時的袁世凱政府卻頒布了一個“特定教育綱要”，規定全國的大學由教育部經辦，並把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劃為一個師範學區，指定學區的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埤在武昌，這樣，湖南不僅不能創辦大學，而且原有的高等師範專科學校也要被裁撤。楊昌濟為避免高師被裁撤和創辦新的省立大學，四方奔走，竭盡心力。他寫了信給老同學、當時的教育總長範源濂，呼籲保留高師，然而無濟於事，高師還是被撤裁了，楊昌濟又聯合了教育界同仁，專門向省政府寫了呈文，請求把湖南大學辦起來，接著又將呈文加以增補，寫成《論湖南創設省立大學之必要》一文。在楊昌濟看來，要振興國家，一定要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的根本之計是努力辦好高等教育，爭取國家學術獨立，鑒於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楊昌濟提出：“今者維持湖南高等師範學校之事既不行，移武昌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於長沙之說也難以成為事實，則唯有創立省立大學之一途。”他痛斥了袁世凱政府撤湖南高師的決定，指出這是中央集權的政策，是戕敗青年的舉動。
楊昌濟的苦爭，終於使湖南省政府批準了“立案”，同意將高師的財產、圖書、儀器等留供以後省立大學使用，並批準―~重成立“湖南大學籌備處”，聘請楊昌濟主持“籌備處”之事。
楊昌濟把“籌備處”搬到自己的家中，指派一個辦事認真負責的學生保管高師遺留財產。然而，直到楊昌濟逝世，湖南大學依然是一塊“籌備處”的牌子，這是楊昌濟引以為憾的。
出任北大教授
1917年暑假，湖南高師被裁撤後，楊昌濟對當局充滿失望，但他還是盡自己的力量，為湖南教育的振興盡力，他應湖南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湯鬆的聘請，任商專教務主任、兼授國際商法和倫理學，並且，他與當時古樂名家邱穀仕一起，開設了古琴學一科，作為一門正式功課記分，因而彈琴在商專蔚為一種風氣。
1918年，軍閥張敬堯統治湖南後，肆無忌憚地摧殘教育事業，克扣挪用教育經費，以充軍餉，縱容軍隊強占學校房屋，因此，長沙各校普遍駐兵，校具、儀器；圖書等受到嚴重破壞，整個教育事業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楊昌濟於極度失望之中，接受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聘請，出任北大倫理學教授。全家遷往北京，住在地安門豆腐池胡同。
北大在蔡元培的“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下，聚集了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名人，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馬寅初、錢玄同、章士釗等人，楊昌濟對此是很滿意的。當時，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在北京發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號召有誌青年去法國半工半讀，楊昌濟將此消息告訴徐特；8長沙的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希望他們能抓住這個向外發展的機會。這時，毛澤東、蔡和森及一師的一批先進青年已成立新民學會，收到楊昌濟的信，他們專門進行了討論，8月19日，毛澤東等25人抵達北京，經楊昌濟多方聯係和奔波，蔡元培為他們辦了一個留法預備班，楊昌濟還協助毛、蔡等人籌集出國經費，從而使大批青年順利赴法。1919年春，楊昌濟得了胃病和精神衰弱症，經醫治無效，於1920年1月逝世，終年50歲。楊昌濟為發展中國的敎育事業付出了他的一生，他最器重賞識的學生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羅學瓚、陳昌、張昆弟、何叔衡、李維漢、肖三等，都是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偉大人物和傑出戰士，如果楊昌濟地下有知，他一定會感到無比的欣慰。
“愛滿天下”的教育家——陶行知
南京和平門外曉莊嶗山之麓，有一處墓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就安息在這裏。那莊嚴肅穆的墓門/橫匾寫著墓主生前自勉的手跡：“愛滿天下”。兩側鐫刻著郭沫若手書墓主的遺教：“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這是陶行知一生獻身於中國教育事業的誓言和真實寫照。
平民教授
陶行知，原名文濬，1891年10月18日出生在安徽歙縣西鄉黃潭源解一少貧寒家庭，5歲時，就喜歡在別人家廳堂觀看的方秀才發現，收為弟子。他三刻鍾內能背誦《左傳》43行。後來被英國傳士唐俊備賞識，進入徽州的教會學校——崇一學堂，兩年內學完了3年課程，提前畢業，立下大誌：“人生為一大事來，要做一大事去。”1908年，他借資考入杭州廣濟醫學堂，半年後因不滿醫學堂歧視不信教的學生憤而退學。離杭後顛沛流離至蘇州、上海，不久考人南京金陵大學文學係，時年19歲。他受王陽明“知行合一”、“知行並進”學說的影響，改名為陶知行。
914年，他提前一年修完文科全部課程，並以全校總分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借資赴美留學，先進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半年又轉學於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成為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的學生，在美國獲得政治碩士和教育文監學位。1916年秋，回國，被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他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致力於改造中國的教育，提出了許多教育改革的建議，提出要用“教學法”代替“教授法”，並在《新教育》、《新教育評論》、《教育新思潮》等刊物上，發表了很多教育論文，提倡教育改革。
在陶行知倡議下，南京各校師朱組成教育界聯合會，他被推為會長。“五四”運動後，他曾一度在南京安徽會館創辦了安徽公學，收容在“五四”運動後被迫離校的安徽進步中學生。1920年，他擔任了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極力倡導平民教育，同時，他與朱其慧、晏陽初等人發起組織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辦平民學校，編平民千字課本，推動平民教育運動0
平民教育運動失敗後。他考慮中國是“以農立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享受教育的權利，便大力提倡鄉村教育。受中華教育改進社之委托，與趙叔愚先生合力創辦南京曉莊師範學校。這所學校後來被譽為——鄉村教育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