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對甲骨金文及古器物的研究並未停留在一般文字、器具和史實的考證敘述上，而是企圖由此深人，對當時的製度和社會情況進行綜貫的考察。如他在《殷禮征文》中，對殷代的祀典禮製作了詳細的探討。他的《殷周製度論》，對殷、周兩代的宗法繼承、祭祖、分封子弟、婚姻等製度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提出了不少有見地的意見，給後來的古史研究者以很大的啟發。其餘如《明堂寢廟通考》、《生霸死霸考》等，也都涉及到古代的製度。他在這些論文中提出的觀點，今天看來，囷然並不都正確，有些方麵後人爭議很大，但他在這一學術領域的開拓之功，則是世所公認的。也正因如此，當時人把由他和羅振玉開創的甲骨學稱為“羅、王之學”，當代學者郭沫若更肯定了王國維作為“新史學開山”的地位。：
王國維的古史研究之所以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他當時錐獲取許多新史料外，更主要的在於其研究方法的精密，特別是他一再提倡的“二童證據法”。所謂“二重證據法”，是指在曆史研究中以文獻記載材料與地下新出土的材料相參證，以求得史實真相的方法。在運用時，對於新舊兩種材料應保持比較冷靜客觀的態度，即“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他的許多史學論著，都遵循著這一方法。事實上，隨著“五四”以後我國考古新發現的日益增多，“二重證據法”越來越顯不出它在方法論上的價值，從而為曆史研究開了無數的新法
王國維在甲骨學和古史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使之在中外學術界聲譽鵲起。1919年，他應藏書家蔣孟蘋之請，為他編寫《密韻樓藏書誌》。同年，參加《浙江通誌》編修。1922年，又應聘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
不過，民國以後，王國維在曆史研究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政治上卻是個落伍者。他長期與羅振玉、沈曾植、升允等清室遺老相處或交往，頭上拖著象征清朝臣民的長辮子不肯剪去。1923年4月，又經蒙古貴族升允的推薦，入故宮充“南書房行走”，當清廢帝溥儀的教師，這更加深了他與亡清的關係。1924年，當馮玉祥將溥儀驅逐出故宮時，他為了表示對清室的效忠，還幾次企圖投“禦河”自殺，都因家人的嚴密監視而未遂。後來，清華學校籌建國學研究院，聞其大名，欲請其擔任院長，他不肯去。1925年初，經溥儀勸說，才就任研究院教授。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王國維主要負責指導學生研究經學、小學（包括音韻訓詁和古文字學八上古史和中國史學，先後開設了《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解字》四門課。這1時期，他把曆史研究的重心轉向了西北史地和蒙元史學，寫下了《韃粗考》、《萌古考》、《黑車子室韋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蒙古劄記》等，對於蒙古族早期的起源、名稱、曆史等作了諸多論證。還為《蒙韃備錄》、《黑魅事略》、《聖武親征錄》、《長春真人西遊記》等一批記載蒙古史的古代遊記、史書、雜錄等作了精心校勘注鏈。
此外，王國維在古文字音韻學、古代西北少數民族史、古籍版本目錄學等研究方麵，也都提出了不少創見。
1927年，廣東革命政府組織的北伐節節勝利，4、5月間，巳進抵河南，馮玉祥部亦起而響應，由陝西東進。北洋軍閥的統治眼看將要崩潰。恩想保守的王國維對此深感不解和恐懼，加之長子剛剛去世，與老友羅振玉的關係又出現了裂痕，對現實生活悲觀失望的情緒終日籠罩心頭，在極度的憂鬱中，終於在6月2日清晨投頤和園昆明湖而死，留下遺言說：“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關於他的死因，後人曾有球種種猜測和爭論。有的說他是“殉清”而死；也有的以，為是受叔本華悲觀主義人生觀的影響，因不堪周圍現實的種種因燒，遂以死自求“解脫”。而郭沫若則認為：“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者——李大釗（1889—1927）
李大釗字守常，生於河北樂亭縣一個農民家庭。從小父母雙亡，由祖父撫養教育。是“五四”前後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之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者。1905年，他參加科舉考試，不久轉入永平府中學（今河北盧龍縣〉，在那裏開始接觸新學，閱讀資產階級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初步了解了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情況。兩年後，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學期間，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閱讀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等人的著作，立誌研究政治。並參加過天津學界開展的要求開設國會、實行憲政運動，後因受同盟會會員白亞雨的影響，思想漸傾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李大釗為之振奮，一度滿懷信心地希望為新國家大展宏圖，然而革命的果實很快被袁世凱竊取，形勢急轉而下。麵對革命後中國的艱難處境，李大釗幵始尋找新的救國道路。他加人過江亢虎的屮國社會黨，在社會黨遭到鎮壓後，又得到研究係政客湯化龍的資助，東渡扶桑留學，於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
在村本，他專心研究政治經濟學，廣泛閱讀社會科學15籍，通過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幵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問時，以更多的精力投人社會活動和政治生活中。到校不久，他即參與組織經濟學會，任責任幹事。這時，袁世凱的帝製複辟和賣國活動正在一步步進行，國內外開始湧動反袁浪潮。李大釗迅速投身這場鬥爭中，他發表論文，抨擊欲圖稱帝的袁世凱，主張實行民主共和。1915年，當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卜一條”的消息傳到東京，留日學生總會立即召開會議，決定組織歸國請願團，抗議袁世凱賣國。李大釗被推為文牘幹事，負責起草通電。當雲南蔡鍔的護國軍起事後，東京留日學生總會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為護國軍籌募軍餉，並通過成立文事委員會，以加強討袁的宣傳活動，李大釗褲推為編輯主任。然後短期回上海，以便同國內各方取得聯係，協同討袁事宜。返回東京後，主編留日學生會的刊物《民彝》雜誌。1916年5月，為推動反袁鬥爭的開展，李大釗毅然棄學歸閏，參加了湯化龍、梁啟超等人組織的憲法研究會，任湯化龍的私人秘書，並赴北京創辦《晨鍾報》，任總編輯。不久，就因與湯化龍等政見不合，脫離憲法研究會。在一段時間的失業等待後，他接受章士釗的邀請，擔任《甲寅》雜誌編輯，但他雄健恣肆的文風和激進的革命思想很快召來外界各種壓力，於是又不得不離去。
1918年，李大釗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不久又任經濟學教授。在承擔圖書館日常工作和教學之外，他以大量的精力投人正在開展的新文化運動中，他接受陳獨無的邀請，參加《新青年》雜誌編輯，又指導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新潮》雜誌，不久又與腖獨秀共同發起創辦政論雜誌《每周評論》。自從1916年發表《青春》一文以後，他就根據積極的進化論哲學，呼喚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號召青年衝決曆史之桎梏，滌蕩曆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從而創造一個小至自身大至宇宙的青春世界。同時，以其犀利的文字，激進的思想批判傳統文化、舊禮教和複古主義思想，倡導白話文，宣揚以民主科學為核心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