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古史研究開無數新法門——王國維（1877—1927）
位於杭州灣北岸的浙江海寧鹽官鎮，本是清代海寧州的州府，乾隆帝南巡，曾四次駐蹕於此。其地南臨煙波蒼蒼的錢塘江人海口，為曆代觀潮勝地。附近水網交叉，風景宜人，物阜民豐，文教發達。一代史學大師王國維就誕生在這一人文薈萃之地。
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其父王乃譽，本為儒生，太平天國時，因戰亂棄儒經商謀生，後至江蘇溧陽縣做小官。王閏維幼年喪母，父親又常年在外，自不免常感孤獨，由此形成丫憂鬱內向的性格。他7歲人私塾讀書，11歲祖父去世，改由回家居喪的父親執教鞭，16歲巾秀才。其後，兩次赴杭州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而歸。當時，正值維新變法思潮蓬勃浦起、改革科舉製度呼聲円高之際。在新思想的影響下，王國維放棄科舉之業，於1898年來到上海，進人改良派的宣傳陣地《時務報》館，充當書記校對。同時，利用業餘時問去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補習外語等課。一次，羅振玉從東文學社一位學生的扇麵上，偶然看見王國維書題的詠史絕句：“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兩頭望大秦”，感到詞意蒼茫，誌趣遠大，頗為賞識，從此對他另眼相看。不久，《時務報》關閉，羅振玉見王國維暫無去處，便留他在東文學社半丁半讀。1901年，又招其至武昌農務學堂任譯授，並資助他去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
王國維在日本隻呆了半年，便因病歸國，先後擔任南洋公學虹口分校執事（校務助理〉、《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雜誌編譯，以及通州（南通〉師範學堂、江蘇師範學堂教師，主講心理，論理和社會學等課程。1906年，羅振玉調北京學部任職，王國維隨之人京，被薦為學部魯務司行走，後又任學部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等職。
自進入東文學社後，王國維在學習夕卜語、數學、物理、化學的同時，對哲學產生了較大興趣，希望通過它來明了人生的真諦。於是，在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譫位目本老師的揞導下，認真研讀了德國近代哲學家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的著作，並運用其哲學和美學觀點，撰寫了《紅樓夢評論》、《叔本華與尼采》、《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等不少有關哲學、教育、文學批評等論著。對西方哲學的深入研究，不僅使他在治學方法論上受到了比較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還形成了較為開放的學術自由觀念。他曾撰文公開批評清廷的“中體西用”教育方針，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製之時代”，反對在學術或教育上獨尊儒學和排斥百家，主張盡快輸入世界上最進步之學問和研究方法，並預言，將來能發揚光大我國學術文化事業的，必然是那些兼通世界學術的人。
當然，西方哲學並未幫助他真正解決“人生問題”。故而，在這一領域摸索了一陣以後，就因“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而轉向研治文學，企圖從中尋求新的精神安慰。但是，不久他又自認性格上“感情寡而理性多”，怕文學上難有大作為，遂選擇了帶有實證性的文學史研究。自1907年到北京學部任職直至辛亥革命，王國維先後完成了《曲錄》、《戲曲考原》、《唐宋大曲考》、《古劇腳色考》、《宋元戲曲考》等，運用近代科學的觀點，對中國戲曲的起源，演變、發展、表現手法技藝及各種腳色名目等，作了開創性的係統論述，為我國古代通俗文學藝術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
辛亥革命後，羅振玉因不甘充當民國的“順民”，舉家東渡日本。王國維也攜眷隨之居於日本京都，開始過起了清朝遺老的生活。麵對清統治垮台的現實，以及他原先想在清官方機構裏以學術研究求得精神寄托的幻想破滅，他陷入了揮深的矛盾苦悶之中，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這時，羅振玉勸他從事傳統經史研究，說這樣既有利於維係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教澤”不絕，又可糾正各種新文化激進思潮的流弊，起到“反經信古，守先待後”的作用。於是，王國維一麵係統研讀清乾嘉學者戴震、程易疇、錢大昕、汪中、段玉裁、主念孫諸家的著作，從中摸索治學門徑；一麵整理並借助羅振玉“大雲書庫”收藏的文獻典籍和豐富的古器物，走上了古史研究的道路。
由於王國維早年治哲學時，受到過西方近代哲學方法論的熏染，所以盡管他辛亥革命後研治經史是從學習乾嘉樸學的音韻訓詁人手的，卻能在自覺融會中西兩種方法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治學風格，並且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遠超前人的成就。
清末和民國初年，為我國古文化史料的一個大發現時代，沉埋千百年的西北漢晉簡牘、敦煌文獻、殷墟甲骨等遺跡與實物相繼重現於世，極大地震驚了世界各國。王國維生當其時，敏銳地感覺到這些材料對於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於是把眼光重點轉向了這些前無古人的學術領域。其間，他與羅振玉合編了《流沙墜簡》，並作有《屯戌叢殘考釋》、《流沙墜簡序》和《後序》、《流沙墜簡考釋補正》等，利用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國西北發現的漢簡，參證文獻資料，考證了漢代邊那的組織係統、屯戌狀況、烽燧製度及玉門關、效穀縣、海頭、精絕國等地理位置。還據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材料考證了唐代職官製度、史事及均田製等情況。由於當時敦煌石室遺書多數被外國冒險家劫走一分藏在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和日本，王國維的研究隻能靠寄回來的一些次要卷子和不完整的照片，然而就在這種條件下，經過他的辛勤勞動，還是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果，為開創我國的簡牘學和敦煌學研究作出了貢獻。
在甲骨、金文和殷周古史的研究方麵，王國維的成就更令世人矚目。清朝末年，河南安陽一帶出土的甲骨刻文漸漸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經王懿榮、劉鶚、孫治讓等人的搜集和研究，確認其為商代遺物，孫治讓於1904年寫的《契文舉例》，還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對其作了研究。爾後，羅振玉又在大量收集申骨文材料的基礎上寫成了《殷周貞卜文字考》和《殷墟書契考釋》，由古文字考釋進而考證古史，對商代帝主和劄製做了粗略的探討。王國維繼羅振玉之後，不僅在申骨文字考釋方麵有了許多新發現，而且把甲骨文與古史研究的結合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民國初年王國維在日本時，便開始接觸羅振玉收藏的甲骨片，並對羅振玉考釋甲骨文提供過不少意見。1916年春，他囲到了上海，應猶太富商哈同之聘，為其編輯《學術叢編》和《廣倉學富叢書》，並將哈同收藏的甲骨片編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加以考釋，於1917年出版。在此同時，他還寫作了著名的《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兩文，運用甲骨文資&對照《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天問》、《世本》、《呂覽》和《史記·殷本紀》的記載，對商代帝王世係作了全麵的考證和梳理，有力地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記的商朝統治者世係和曆史確有根據並基本可信。在研究中，他首先發明“綴合”的方法，將已破碎為兩片且分印於《殷墟書契後編》和《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的甲骨拚合在一起，得到一段完整的文字，由此對照出今本《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商王世係排列上存在的錯誤。這一考證，不僅對當時學術界某些人隨意否認古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一種糾偏，而且在治學方法上也給後人以很大的啟發。
在古器物和銅II銘文方麵，王國維先後寫作了《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兩周金石文韻讀》、《兩漢金石文韻讀》，以及《商三句兵跋》、《散氏盤跋》、《王子嬰次盧跋》、《說觥》、《說肇》、《說彝》等文，對宋以來金石家所著錄的古代鍾鼎彝器作I係統的彙舞、整理和考訂研究，糾正了不少前人的錯誤，特別是把由於器物分辨不清而造成的一名數器或一器多名的混亂現象解決了。並通過古器物及其銘文的研究，對殷周時伐的曆法、禮製、地理、名物等作了卓有成效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