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0章 政見與意氣間的大撒把——三朝黨爭的雙重變奏(1)(1 / 3)

博弈的理論有時十分抽象,諸如“蜈蚣博弈”,有時又具體得是生活中常見的遊戲,最明顯的,就是“鬥雞博弈”。

鬥雞博弈也是博弈論中的一個模型,描述的就是兩個強者在對抗衝突的時候,如何能讓自己占據優勢——這裏的優勢,並不是簡單的吃掉對手或者打垮敵人,而是要力爭自己不受傷害,至少是不受大傷害,同時獲得收益。

鬥雞博弈是雙方都處於一個“勢”之下,這個“勢”就是互不相讓,劍拔弩張的局勢。而且,在這種博弈形式中,雙方勢均力敵,沒有出現一邊倒的情況,這就好像兩個武林高手比拚內功一樣,難分高下,而且誰都不能先停止攻擊,否則就要被對方一舉擊潰。換言之,鬥雞博弈有點類似於我們平時所說的“騎虎難下”的局麵。

在麵對鬥雞博弈的時候,最常用的一種思維,就是經濟學裏麵一再強調的“損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圍繞著這個根本性的原則,在具體的模式下,進行自己的策略選擇,或者和對方達成諒解互不損傷,或者是要兩敗俱傷,或者是一方失敗一方勝利,關鍵就在於策略的運用和運用策略能為自己帶來的利益程度。

政爭與黨爭:唐代牛李兩黨的混戰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說的正是人和人之間因某種關係而結成集團的原則。一個人無論聲名再顯赫,家族再龐大,如果不存在於一個政治集團之中,要有所作為也是很難。而一旦置身於某個集團,在為自己打算的同時,也要為集團日後的生存和發展考慮。集團的生存和發展,往往依賴於對某個政治機會的把握,具體而言,就是在處理某個重大政治問題時所采取的態度。

東漢王朝建立後,對於宦官與外戚,最高統治者采取了一係列的限製措施。於宦官,廢罷中書宦官;於外戚,則令“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這些措施的實行,為穩固東漢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東漢宦官集團的崛起是從漢和帝開始的。

此後的東漢王朝都出現了一個類似的現象:即位的帝王年幼,女主臨朝。女主垂簾,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屬;而當帝王年長之後,為奪權於女主,則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過的宦官。《後漢書·宦者傳序》雲:“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製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看來,女主臨朝,也多依“刑人(即宦官)”來傳播國命。

其實,女主臨朝更多的是依賴她的父兄執政,這無疑會令女主更加安心,故以女主為核心的外戚集團得以形成。因此,需要宦官的不是女主,倒是年幼的帝王。

幼主生於深宮,長於深宮,因此,幼帝欲親政,不得不依靠伴隨自己長大的宦官。隨後,以帝王為中心的宦官集團就開始了與外戚集團爭奪朝政大權的抗爭。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的權力之爭,便成為東漢王朝自和帝以後最主要的政治內容,而宦官與外戚之間的起伏消長,也成為東漢中後期最顯著的政治特征。除了宦官與外戚兩大政治集團之外,東漢還有一個以朝廷大臣為主所組成的士人官僚集團,史稱“鉤黨”。其目標即為反抗和抵製宦官擅政與外戚專權。當然,這三個政治集團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單純,士大夫或投靠宦官集團,或依賴外戚集團,如此現象當時並不罕見。

以李膺為核心的“鉤黨”,其目標主要指向東漢的宦官集團。東漢的士人官僚集團雖然將鬥爭的目標指向了擅政的宦官集團,但其力量終不能與宦官為敵,故而終致“黨錮之禍”。桓帝時,李膺等二百餘名鉤黨人員先後下獄,後“皆赦歸故裏,禁錮終身”。東漢王朝便在宦官與外戚、宦官與士人官僚的不斷衝突中走向滅亡。

而唐代牛李黨爭導致的政局混亂和兩黨的最後兩敗俱傷,就是一種失敗的鬥雞博弈。

唐憲宗元和二年(808年)李吉甫為相,主張以武力製裁藩鎮。次年,在科舉考試時,進士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等指出李吉甫此舉誤國。應該指出的是,牛僧孺等人雖然都是讀書人,但是對國家大事和政治形勢的判斷卻一向都不那麼準確。但是,讀書人有個特點,就是喜歡評論,而且喜歡妄加評論。一旦他們認準了一個道理,就非要把不同意自己觀點的人都推倒,否則就覺得自己不受重視,被委屈了。

李吉甫是一個吏治出身,很有才幹的官員,他對政治情況的熟悉程度遠遠高過那些儒生。但是,考生們居然在考試之中對他橫加指責,而且是人身攻擊。李吉甫知情後向皇帝哭訴,其子李德裕對牛僧孺等也頗為不滿,牛、李開始結怨。

後來,牛僧孺和李宗閔結成一黨,而李德裕和李紳、元稹等結黨,在朝中都形成了很大的勢力。牛黨主要領導人有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等。李黨主要領導人有李德裕、裴度、鄭覃、李紳等。李黨人以出身大家族的官僚為主,牛黨人則多為進士出身。當時兩黨所爭的隻是宰相之位和在朝中的發言權,並沒有其他過激的行為。

唐代的黨爭(此指唐中葉以後的牛李黨爭)沒有受到宦官與外戚兩大政治集團的直接幹預,然牛李兩黨之交攻,也曾借助於宦官勢力。如大和三年,“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為中人助宗閔者所阻,複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黨皆逐之。”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官僚集團內部的交爭。其實,牛李黨爭是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之間的論爭。其論爭的焦點在於是以科舉取士還是以門蔭取士。以牛僧孺為代表的牛黨中人出身寒微,而多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而以李德裕為代表的李黨中人則多通過門蔭跨入仕途,如李德裕“不喜科試”而憑門蔭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