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為下跪磕頭的才是奴才，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無論是想偏安一方而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讓的，還是為保自身而放棄抵抗的，還是想直接投降的，全都是滿腦子的奴才思想。如果說沒有這麼多的“說不定”的想法，而是重整旗鼓，立定主意要拿天下，以十萬重兵鎮守京畿，以三十萬軍隊抗拒來犯之敵，消滅吳三桂並將滿洲人打得元氣大傷且趕出關內並非難事，再肅清秦嶺、淮河以北，與張獻忠、左良玉、南明小朝廷對峙，那麼曆史將會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奴性思維一直是明末農民起義軍的致命傷，這絕不是瞎話——用現成的話來說，李自成和他的窮哥兒們是由於階級壓迫而揭竿而起，曆經幾起幾落，終於打出一個小天下。但當初最先起義的近二十路農民軍，除了李自成與張獻忠外已先後煙消雲散，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接受了“招安”，投靠了明統治者。因為那些領頭人物們打了一陣子後，發現自己手頭有錢了，手頭有兵了，老子也不怕你們這些地方上的小官小將了，幹脆投降崇禎皇帝得了，大家一起給皇上當奴才，皇上還能賞個官做呢，人活著不就是為了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嗎？繼續東打西殺把命丟了真不值。什麼救民於水火，那跟我不挨邊兒，我自個兒剛能救我自個兒呢。他們手下的農民兵們一旦有機會吃了“皇糧”，頓時也自覺身價百倍：俺也是“官軍”了。
其實，好像也怪不了李自成那一代人，這種奴性思維是有遺傳的，又像寄生蟲那樣會選擇人去寄生。還記得花蕊夫人那首詩吧——“大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想當年，數十萬人繳械舉手投降，君成了降國之君，臣成了降國之臣，民成了降國之民。這種情況還算是好的，就怕已經投降甘願做奴才了，新主子還要你死，麵臨死亡還不懂得反抗，希望新主子大發慈悲放一條生路。
多爾袞與吳三桂：形勢還是人事
一般來說，叛徒都是被人們恥笑的，但是叛徒之中，有一種情節最為嚴重，那就是“漢奸”。漢奸不但是叛徒，而且還是背叛自己的國家、民族，向敵人屈服的叛徒。中國古代對血緣、種族十分看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誕生之後，但凡是民族之間發生了爭端，這種論調就會一次一次被提起。
這自然是中原文化的產物，他們表麵上強調族群血統，實際上是在強調文化的優越性。享受著中原農耕區肥沃土地的人們認為，隻有他們的文化和風俗才是文明，其他的族群都是蠻夷，文化上都是落後的，而且野蠻凶狠、貪婪成性。通過這個妖魔化的過程，以中原文化作為不可顛覆的中心價值係統的文明逐漸被強化，凡是對此稍有質疑或者反對的，就要被打入另冊。
在古代，民族之間的戰爭是很頻繁的，而這種戰爭，並不像今天的一些戰爭一樣，帶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他們之間往往是一種因為實際利益而發生衝突，最終演化為戰爭的。不過，雖然實際情況如此，但中原文化的繼承者們，卻為這些戰爭塗上了一層厚厚的色彩，給它打上民族戰爭的標簽。就這樣，簡單的問題被複雜化，具體的事情被概念化，而且和“忠孝仁義”掛鉤，將捍衛中原文化不受外族侵擾當作“忠”的一種形式。一旦有違背者，便要口誅筆伐，將其釘在民族的恥辱柱上。
這是一種偏執，但十分有鼓動性和實用性。當中原文化區域內的統治者們把偶然發生的與外族衝突中本族人民遭受的災難著力渲染，並且當作民族交往中的必然現象進行宣傳後，會激起全族民眾同仇敵愾的決心，而民眾們的決心，將成為保衛統治者的江山的有力屏障。不符合這個大方向的，一律會被當作亂臣賊子。
吳三桂就是被大方向定罪的一個。“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這句詩幾乎已經成了後代對吳三桂的蓋棺之論，至少在大眾文化中是這樣。在金庸的小說《鹿鼎記》裏麵，還稱他為“大漢奸”、“老烏龜”，把此人描寫得十分陰險狡詐而老奸巨猾，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吳三桂之所以會在文學作品裏麵有如此猥瑣不堪的形象，全因為他在明朝已經滅亡的時候，放棄了對清軍的抵抗並投靠清代統治者這一“劣跡”。
吳三桂祖籍江蘇高郵，因其父吳襄在遼東任職而移居遼東。吳三桂出身於武舉，此後就隨著遼東軍隊四處征戰，勇猛過人，人稱“小吳總兵”。有一次他以寡敵眾，為了救出被清軍圍困的父親，直接與皇太極交戰，突圍而出，讓皇太極十分欣賞，甚至說出“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的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