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體育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現實的真實濃縮，也是社會變遷的有力見證。社會的演變給體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環境和機遇，體育的發展也為社會的變遷提供了動力和途徑。從國際環境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許多國家先後擺脫了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和解放，建立了新的社會製度，人民生活日趨安定。從體育運動發展來看，因戰爭中斷了3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亦恢複舉行。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組建一個統一的亞洲體育領導機構，以推動亞洲體育運動發展就成為亞洲體育人士的共同願望，由此，亞奧理事會和亞運會應運而生。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經曆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前蘇聯和東歐劇變，兩極格局結束，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使各國利益的交彙點日益增多，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國人民的福祉，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體育提供了強有力的平台。特別是地區性的國際體育比賽活動，不僅加強了各國間的文化交流，增進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並且對亞洲地區接受和吸納西方的先進文化提供了示範和經驗，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亞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一、起步與初興
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亞洲地區的入侵和統治，一方麵給亞洲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同時也對這些地區落後的社會體製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迅速傳播，西方的近代體育得以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入亞洲。
20世紀初，不同社會形態的亞洲國家都已基本確立了近代體育的基本製度。例如，我國早在1903年就頒布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普遍實行的學製《奏定學堂章程》，各級各類學堂均已開設體育課；1910年，…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運動會——全國學校區分隊第一次體育同盟會在南京召開；1924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成立；1929年《國民體育法》公布；等等。又如菲律賓，早在1920年就把體育列為中學及大學的必修課。再如印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有14所中學開始實施體育教育。
與此同時，該狀況也促進著亞洲地區的社會文明和進步。以日本為例，1926年製定運動測驗標準，1939年實行體力獎章測驗，較早推行國民體格測驗製度，有力地促進了日本國民體質的增強，保證了國內經濟、文化發展對人才的要求，幫助日本躋身於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而在中國，近代體育製度的基本確立，對舊有教育製度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梁啟超語）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嚴複語）的思想逐漸被社會認同，人才觀發生了變化，形成了以愛國、利群、尚武、自尊、冒險為宗旨的新的思想觀，並且受到西方近代體育形式的影響，增強了國人要求進一步了解西方和學習西方的意識，從而實現了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在各個層麵上的激烈碰撞。
這一時期，亞洲有了初步的國際體育交流活動。早在1900年第2屆奧運會在法國巴黎召開時，就有印度學生參與比賽，並在200米和200米欄的比賽中獲得兩枚銀牌。此後，日本、土耳其、菲律賓、中國等也相繼組團參加奧運會。尤其是作為亞運會前身的遠東運動會的舉辦，更是體現了這一時期亞洲體育的國際性交往。
二、磨合與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洲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亞洲各國開始立足基礎，找尋發展之路。日本從戰敗國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開始新的經濟建設；以印度為代表的大批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政治獨立；以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陣營開始在亞洲出現。各國不同的政治革新，給國內的體育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並帶來了發展機遇和空間。尤其是在1949年，亞洲成立了統一的體育領導機構——亞洲運動會聯合會[AsianGamesFederation，簡稱AGF，1982年改為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OlympicCouncilofAsia，簡稱OCA）]，並從1951年起定期舉辦亞運會。1974年的德黑蘭第7屆亞運會上，不僅有中國的加盟，還有朝鮮、蒙古、科威特、伊拉克和巴林等國的參加。後來又繼續發展，幾乎包納了亞洲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使亞運會規模日益擴大，水平愈來愈高，成為亞洲人民最盛大的體育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