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濤上初中時，姐姐們出嫁了，大哥因癌症去世。二哥在外打工。家中債台高築。債主不斷催債，他隻得打躬作揖請求寬限。剛上初三，黃海濤輟學了。白天幹農活，累了一天，還得做飯、炒菜、縫衣服、洗衣服、做被子等。當一切都料理完了時，他就坐在昏暗的油燈下，自學初三課程。他如期參加了中考，考進了紅安一中。二哥回來撐起這個家，讓他去上學。
在學校，他經常連5分錢的鹹菜也買不起，光吃米飯。即使這樣還常常吃了上頓愁下頓。到第四節課，他開始思想溜號，琢磨還能向誰借錢。借不到錢，他就隻能挨餓。有幾次，他幾乎昏倒在課堂上。他的成績出奇地好，考北大清華沒問題。可是1992年高考時，命運隻能讓他上中專。他隻好仰天長歎。
已是家徒四壁，然而，他的大學夢不滅。他決定南下武漢打工。1992年8月5日，他揣著借來的11元錢，隻身到了陌生的江城。3天沒有找到打工的機會，已經兩頓沒吃飯，晚上躺在火車站的長凳上，他沮喪，心碎，歎世事艱難。
第四天中午，他來到漢口複興小區一家建築工地。兩汽車沙，他若能在限定的時間幹完，可被錄用。他雖然又是一上午沒吃飯，可是他兩眼冒火了，他一定要把這些活幹完。他太需要這份工作了。他頂著烈日，掄起了鐵鍬。老板正拿著一瓶啤酒，在陰涼處邊喝邊監視著他。他的心頭頓時湧起澎湃的憤怒，這是奴隸和奴隸主的差異呀。他咬咬牙，沒命的篩沙。為了得到這份工作，他隻能用這種方式發泄。他被錄用了，每天幹11小時。
6元錢，夥食自理。他並不滿足，他又要求加夜班，因為夜班是雙倍工資12元。最多一次，他三天三夜沒休息，老板說他“要錢不要命”。一次，他因勞累過度，一腳踩空，從跳板上摔下來，左胸劃開一個大口子，鮮血染紅衣衫，老板卻罵道：“沒用的東西！”他熱淚長流而不敢頂嘴，任痛苦洗禮自己的心靈。他不能失去這份工作呀。他在心中安慰自己：自古以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鳳凰不經涅槃，怎能獲得新生。
一天，老板對他說：“你不是孬種，吃得了苦受得了辱，必成大器！你去管倉庫，一天八小時，工資七元五。”他的意誌征服了老板，也給他的學習創造了條件。他從來到工地以後，不管怎樣累，不加夜班的時候，他就在民工們睡下以後，點起蠟燭，拿出課本。當心事浸沒在黑色的七月，當記憶焚燒悔恨的靈魂，當暴風摧毀了希望之舟，他的心中仍然保存著燦爛的理想。這是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多掙一分錢，多用一分功，就離大學之門靠近一步。
近乎瘋狂地刻苦努力，終於，他圓了大學夢。通知書到達那一天，他們父子三人自斟自飲，喝得酩酊大醉。全村也轟動了，紛紛上門祝賀。
熱鬧之後，三個人都陷入沉思：四年大學光學費就是2400元，還有生活費。東挪西湊了1000元，交了一部分學費，還剩40元。他重操舊業，打工。他當家庭教師，他挨家挨戶去發廣告報紙，累死累活跑了一個多月，掙了400多元。大二時，他給印刷廠打雜，什麼活都幹。每天回到寢室，同學們正睡得香甜。大三時，他給一位啤酒商做事，弄到半夜三更吃飯不說，坐在悶罐車裏，繞武漢三鎮轉兩圈，每次收工時都精疲力竭頭昏腦漲。到大四時，他就用筆打工了。先後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大報發表文章110多篇，10多萬字，且多篇被傳媒轉載。
他不僅靠打工讀完了四年大學，而且成績優秀，還被評為優秀學生會幹部，擔任了學生通訊社社長，入了黨。畢業時，新華社、《湖北日報》、《知音》等六家新聞單位爭相要他。
同學都羨慕他，說他幸運。他說，大學四年，你們睡覺時我在打工；你們玩樂時我在學習，誰又羨慕我的昨天呢？
回首走過的路，他最深刻的體會是：“苦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苦難教給了我一切——勇氣、智慧、忍耐、毅力和尊嚴。苦難使我成長。”
苦難中飛出白天鵝
張好生於1973年，7歲父母雙亡。以後便是寄人籬下的日子，他咬牙忍受了許多別人的羞辱和打罵，拚命幹活也換不來好的臉色。到17歲時，他再也呆不下去了。在養母的冷漠中，他離家出走了。
他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他登上了列車，朝冰窟一般的家投去最後一瞥，便失聲痛哭起來。多年積攢的委屈一齊宣泄出來。
他到了成都。他一時不知所措。後來鬼使神差地在歌廳做了歌手。在歌廳，他遇到了吳毛毛。毛毛是喜歡四處飄蕩的人，已飄蕩過許多地方，下一站要去昆明。張好決定跟他一塊走。到昆明後，幾個介紹旅店的圍過來，七拉八扯地拽他倆去住旅店。好不容易衝出重圍，才發現兩人的錢包已不翼而飛，而那些人也不知去向了。這意味著，如果當晚找不到場子，就要露宿街頭。毛毛是個吃過種種苦的人，比較鎮靜，帶著他一家一家找歌廳。張好則情緒沮喪。他們找了10多家歌廳，一直找到半夜1點，也沒有人收留他們。他們實在累得走不動了，坐在街頭休息。這時，毛毛唱起了那首歌《我的未來不是夢》。兩個人都禁不住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