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月，她會給母親寫封信報平安，說她在這裏一切都好，那封信是聯係她和父母的溫情紐帶。
那個月，她隻有5分錢了，而郵票要8分錢一張。
她寫好了信，卻寄不出去，因為差3分錢，一枚郵票就能中止她和父母的聯係。但她多想讓父母看到這封信啊，於是她和自己的同學說：“可以先借我一張郵票嗎？”
她的善良的同學遞給她一張說：“給你一張吧，不用還了。”
那一刻，她幾乎感激涕零，也從此把那個同學的名字刻進了心裏。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劉亞萍。
多年後，她成名了，接受電視台采訪，回憶往事時依然眼裏有淚光。因為那8分錢的郵票。
在她最困難的時候，在她隻剩5分錢的時候，那張郵票勝過了黃金萬兩。當初，在信的最後她告訴自己的媽媽：“我沒錢了，同學給了我一張郵票。”
還是多年後，已經成了歌唱家的她唱了一首膾炙人口的好歌《想起了老媽媽》，那首歌，讓所有人淚濕衣襟。
因為她是用心在唱，隻有用心唱出的歌，才能打動我們已經麻木了的心。
那個看電視的晚上，也因為她的講述我落了淚，為那張她記得的8分錢的郵票，為她一直記得那個叫劉亞萍的女子；還有，為她對父母的那份心，那份愛。
她叫於文華，我們都知道的明星人物，來自於最底層，撿過煤核兒，吃過太多鹹菜，穿過太多破衣服，但她含淚說：“我從不抱怨，因為過去的那些是我的一筆財富。”
至今她仍然是個樸素的女子，從不糟蹋一粒糧食，因為她是從苦日子中走過來的，並且她懂得感激；那艱難日子裏給過她幫助的人讓她難忘，那小小的一張郵票，給了她極大的溫暖。
那一刻，她幾乎感激涕零，也從此把那個同學的名字刻進了心裏。
友誼在我們心中有多重
◆文／黃秀梅
考入大學後我認識的第一個女孩子就是曉慶。那時是夏天，江城的暑氣正濃，她一襲白裙，文文靜靜纖纖弱弱的，我一看她便熱意減了三分。她在宿舍樓前接我，幫我提行李。
“我們要在一起住4年。”她微笑著說。
自然而然地，我和她成了密友，吃一樣的飯菜，梳一樣的發型，偶爾也穿一樣的衣服。有一次和她去聽一位名教授作報告，旁邊一位男生扭捏半天塞過一張紙條：請問你們是孿生姐妹嗎？
我和曉慶相視而笑。回到宿合照鏡子，比較了好半天，鼻子眉毛眼睛嘴巴，都無半點兒相似之處。不過再看她討人憐愛的模樣，我也在心裏竊喜。這感覺如同剛買回一件新衣，一回頭在大街上見另一人穿了同樣的衣服美得無以複加，自己便也輕飄飄地覺得自己有眼光起來。
曉慶心細如絲，我心粗如杵。和她在一起，我總是丟東西，小到一把鑰匙，大到一把新傘。她總是提醒我，幫我拾回。我便樂得不拘小節了。有一回下了很長時間的雨，天晴後我曬被子。那天是周末，我去參加一位高中同學的生日Party，回到宿舍時已是晚上，我坐著和她們閑聊。11點上床，猛抬頭發覺我的鋪上少了什麼東西。我大驚失色，可又不好意思叫嚷，開門狂奔下樓，可鐵絲上早沒了我那床棉被的影子。垂頭喪氣地回到寢室，見曉慶正得意地笑。“這一場虛驚，是讓你長個記性，”她說，“下次打死我我也不幫你收了，將來誰娶你，真是瞎了眼。”
她從床角抽出我的被子。我訕訕地笑：“誰叫我有這個福氣呢！”
就這樣和她攜手，一直走到大四。
大四那年找工作，很多單位對女孩子亮起了“紅燈”。我們是師範院校的非師範生，自然就更處於劣勢。武漢地區高校的人才交流會開了7天，我和曉慶不歇氣地跑了7天。她說，如果我們能去同一個單位就好了。後來我和她去一家單位投推薦表，招聘人員說：“你們是一個班的，最好不要在一個單位競爭，這樣容易‘自相殘殺’。”我和她不信。那個單位要兩個人，我和她勢均力敵。
最後我說了一句蠢話：“你們要麼把我們都要了，要麼都拒絕。”
結果我們雙雙落選。已經碰了很多次壁，我的信心便一點點地消逝了，我煩躁不安，每天醒來覺得如石壓心。曉慶卻安慰我：“沒什麼大不了的，車到山前必有路，你沒見往屆的分配形勢？越到後麵好單位越多。”
我知道她也是想安慰自己，我便竭力相信。我們每天都三番五次地去看走廊那塊小黑板，小黑板上隔幾天便會有分配信息公布。她比我樂觀，她說：“你看你看，又有新單位來要人了，我們還是有希望一起‘繼續幹革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