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有關友情的萬千美言中，我特別讚成美國詩人赫巴德的說法：“一個不對我們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應該具有“無所求”的性質，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卻轉化為一種外在的裝點。
我認為，世間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敗壞的，即使所求的內容乍一看並不是壞東西。讓友情分擔憂愁，讓友情推進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麼呢？其實，在我看來，大家應該為友情卸除重擔，也讓朋友們輕鬆起來。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無所求。
其實無所求的朋友最難得，不妨閉眼一試，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刪去，最後還剩幾個？
李白與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國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鍾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們的交往，也是那麼短暫。相識已是太晚，作別又是匆忙，李白在作出送別詩：“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後，從此兩個人再也沒見麵。多情的杜甫在這以後一直處於對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有刻骨銘心的詩句出現。李白應該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達、交遊廣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沒有在他的詩中出現。這裏好像出現了一種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並不以平衡為條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做出了單方麵的美好承擔：李白對他無所求，他對李白也無所求。友情因無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還是不平衡。詩人周濤描寫過一種平衡的深刻：“兩棵在夏天喧嘩著聊了很久的樹，彼此看見對方的黃葉飄落於秋風，它們沉靜了片刻，互相道別說：明年夏天見！”
楚楚則寫過一種不平衡的深刻：“真想為你好好活著，但我，疲憊已極。在我生命終結前，你沒有抵達。隻為最後看你一眼，我才飄落在這裏。”
都是無所求的飄落，都是詩化的高貴。
真正的友情都應該具有“無所求”的性質，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卻轉化為一種外在的裝點。
30年的知己
◆文／佚名
我和蕭蕭是在初二時被編在一個排裏的。那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年級叫做連，班級叫做排。校方忙著革命，顧不上學生的學習，一切唯家庭成分論。
蕭蕭的父親早年參加過新四軍，頭頂著背包在南方的某個湖裏涉過水，因此她早早就當上了紅衛兵。雖說她因父親的文化不高而常心生歎息，我卻很羨慕她，因為我家的成分不好。她可以戴著紅衛兵袖章在學校某思想宣傳隊裏蹦蹦跳跳，而我卻每逢校級、班級批鬥會總是戰戰兢兢。令人羨慕的還有她媽媽在大學圖書館工作。在那個一冊在手萬卷皆廢的年代裏，她的媽媽可以偶然帶回一點“禁書”。我們渴望一切新鮮活潑的東西。
我們是怎麼好起來的，我們都記不得了，大約就是從借書開始的吧。蕭蕭有時會帶來一本前蘇聯偵探小說，薄薄的一本讓人眼睛放光。看之前先為它包個書皮，一來可以偷偷帶上課堂；二來可以留個愛惜圖書的美名，討她媽媽的歡心而不會斷了書路。借閱範圍之小，借閱方式之隱秘促進了我們的友誼。
雖分屬兩個不同的階級陣營，但這不影響我和蕭蕭的交往。我們去農場學農，熄燈之後頂著一床被子打著手電快活地分食一小包她家人從南方老家帶來的芝麻酥糖，舔完手指又舔糖紙。
我去拉練，背著小行李卷在城市周邊做三四十公裏的行軍，數日不歸，間或模擬與美帝蘇修蔣匪遭遇之戰。蕭蕭身體不好另兼有宣傳鼓動我們之重任，她沒有拉練，卻想法捎給我一隻飯盒，裏麵有我媽媽做的鹹菜，還有她放進去的糖塊，那應該也是從自己嘴裏省出來的吧。
蕭蕭的愛說愛笑、無拘無束讓人愉快，富有同情心、重情重義令我心安。多方麵的天壤之別使我們很少在同學麵前顯示我們的友誼，這一是由於形勢所迫，二也因為少年人的擔心、敏感和驕傲。在那樣一個讓人擔驚受怕的年代，在那樣一個不諳世事懵懵懂懂的年齡，擁有一個信任你、理解你的朋友無疑是命運對你的厚愛。
革命革掉了初三，也革掉了高三。一轉眼4年過去，已進入花季的我們要到農村這廣闊天地去綻放了。我們不屬於老三屆，革命激情已相當弱，下鄉是為了回城，早去早回人盡皆知。還是由於身體的原因，蕭蕭成了免於插隊的幸運兒。為避免站台上出現的離愁別緒，這幸運的人提前去我家送我，她哭得淚如雨下。30年後，我寫下這隻有天知地知的一幕不禁悲喜交集，而當年我並未流過一滴眼淚。
我們一起分享了我在農村的勞累，分享了她參加工作的喜悅。雖然隔著千山萬水，雖然分多聚少，但我們從未生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