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瘋狂、驚恐與崩潰
泡沫與我們已經如影隨形，在流動性過剩的今天，泡沫以及與泡沫經濟相關的問題已經成為政策製定者、市場研究者和廣大投資者共同關注的話題。對於政策製定者來說，他們當然不希望泡沫的出現，或者出現後可以借“有形之手”予以控製，不要對社會造成大的破壞；市場研究者自是希望可以成為前者和後者的指路明燈，但很遺憾，這盞燈常常是隧道盡頭最後的亮光；而投資者感興趣的則是希望既可以與泡沫共舞，又能夠在最後一支安魂舞曲響起之前帶著財富快速離開。
泡沫周期一般要經曆以下過程：投資、轉位、繁榮、亢奮、獲利、恐慌、破滅。轉位在這一過程中至關重要，轉位沒有完成，投資就無法過渡到投機。轉位完成後，新的投資機會出現了，信用開始擴張，經濟走向繁榮，更多的投資者開始進入，從而產生了正向的連鎖反應，市場開始亢奮起來，出現了亞當?斯密所稱的“過度貿易”，即針對未來過高收益的純粹投機。在繁榮時期，投機者往往過高估計未來收益，而這將影響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當市場對利潤的追逐偏離了正常的商業理性時，投機狂熱便出現了。
識別投機狂熱
每一次泡沫破滅之前，總伴隨著投機狂熱，“博傻”也好，擊鼓傳花也好，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人們交易的目的就是為了完成下一次交易，而不是為了買入並持有，更不是為了資產本身的紅利。
如果這樣的交易能永遠持續下去，那參與其中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會是一種享受，通過不斷的交易，贏利也就不斷出現，財富不斷積累。這其實也正是大眾不顧危險參與到投機中來的根本目的，對財富的過度追逐導致了泡沫累積到非常危險的程度。
在泡沫未破滅之前，遊戲非常具有誘惑力，就像吸毒一樣，明知道警察就在外麵，但總以為警察要抓的不是自己。
當泡沫發展到頂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投機者都被施了魔咒，他們相信這樣的贏利遊戲可以無休止地進行下去，直到自己也倒下。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在他的《1929年大崩盤》一書中將這種心態描述為“公眾的大規模發昏”。
投機狂熱一般伴隨著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持續增長的故事。
純粹的泡沫，如鬱金香事件、南海事件和法國的密西西比事件，那是故事演繹的結果，純屬欺詐，由於現代監管技術的進步，大規模的欺詐已經很難再發生了。
現代的泡沫多伴生在國家或地區經濟高速發展時，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八九十年代的東南亞，其經濟成功的模式也一度被認為是獨特的、可持續的；或者是出現了革命性的新技術，如19世紀的鐵路，20世紀20年代的收音機，最近的互聯網等。
這些革命性技術的出現，帶來了重大的產業結構調整，早期的快速增長，使人們以此推測遙遠的未來，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脫離了實際，導致投資過度，從而引發資產泡沫。
第二，較長時間寬鬆的貨幣政策。
貨幣供應的強勁增長刺激泡沫的產生，同時也埋下了金融脆弱的隱患。自17世紀30年代鬱金香狂熱事件以來，支撐所有重大投機活動的都是過量的貨幣和較低的利率。寬鬆的貨幣政策讓企業更容易得到貸款，從而引發信貸瘋狂增長，企業負債率普遍提高，金融市場流動泛濫。
金融部門通過大肆放貸編織起經濟繁榮的景象，而企業為尋求更高的回報，傾向於進入更有風險的投資領域，賭場式思維漸漸取代了正常經濟環境下的理性。國際清算銀行經濟學家研究表明，貸款嚴重偏離過去的軌道，呈現超乎尋常的增長，有80%的概率導致金融危機。長時期的貨幣寬鬆政策極易造成金融係統的不穩定性。
第三，投資過度。
在盲目的樂觀中，資源錯配、浪費現象非常嚴重，過量資金被用於支撐不斷高漲的資產價格而不是改善企業本身的財務狀況。19世紀英美等國的鐵路投機熱潮中，毫無贏利希望的盲目投資比比皆是，在倫敦和彼得伯勒（Peterborough）之間其實一條鐵路就已足夠，但實際上建了三條。
美國鐵路投機熱潮退去時，25％的鐵路線宣告破產。在互聯網泡沫中，企業投入了300億美元的資金，建造了9000萬英裏的光纜。據估計，在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前，隻有5％的光纜處於工作狀態；更多的公司在燒光了現金後不得不宣告破產。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發布的一份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GDP中投資占比過高，往往會導致國家陷入長期的嚴重經濟低迷。
第四，對當局能力的盲目信任。
20世紀20年代，由於美聯儲的成立，人們相信經濟的繁榮與衰退交替的周期已經終結，一個“新時代”已經開始。20世紀80年代，日本人更是摩拳擦掌地準備著很快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日本不僅開始麵對批評意見說“不”，更以為自己如果習慣說“不”的話，那對世界是一件好事。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如果你以為聽懂了我的話，那你一定是理解錯了”的言論，對於市場來說就是“神諭”，人們相信格老這個經濟學家中的“巫師”、“華爾街上的神”經常在和上帝對話，已經馴服了經濟周期，“新範式”將永久垂範。美國的一家媒體甚至在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說道：“誰當總統都無所謂，隻要讓格林斯潘當聯儲會主席就行。”2005年11月，一位眾議員公開表達對格林斯潘的崇拜：“您引領著美國貨幣政策走過了股災、戰爭、恐怖襲擊和自然災害。您為美國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整個國家都感謝您。”
第五，道德風險與腐敗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