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泡沫的製度基礎
現代金融製度下，泡沫的出現與破滅雖然本質上都是流動性現象，但事實上泡沫也存在國別差異。在不同的社會政治製度、經濟發展階段下，泡沫的路徑、表現形式會有很大的區別。
日本泡沫的製度基礎
日本模式曾經被認為是日本經濟成功的秘密，但後來也被認為是造成“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作為我們的近鄰之一，日本的泡沫常常成為我們的鏡鑒。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其實出現了兩次泡沫，隻是第一次泡沫較小且很快破滅，因此沒有受到重視。20世紀70年代初期，由於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瓦解，“尼克鬆衝擊”1971年8月，尼克鬆政府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製”，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史稱“尼克鬆衝擊”。到了日本，維持多年的日元與美元360∶1的外彙兌換率出現浮動，為避免日元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銀行聯手幹預外彙市場，拋售日元收購美元，造成巨額貨幣被投放到市場。
同時，日本政府在1972年8月宣布進行列島改造計劃，實行財政擴張政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引發了日本第一次泡沫經濟，但是由於1973年年底發生的石油危機嚴重打擊了對原油漲價毫無準備的日本，第一次泡沫很快破滅。
日本第二次泡沫緣起於1985年9月22日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訂立的“廣場協議”。有專家認為，日本經濟泡沫以及泡沫破滅後日本進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禍首就是“廣場協議”。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廣場協議”就是美國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個驚天大騙局。
這種看法其實是很情緒化的，“廣場協議”之後，美元對日元和馬克貶值均達40%以上，但日德之間結果迥異。很顯然，日本泡沫以及隨後的經濟停滯顯然不是“廣場協議”的錯，而是內生於其政治經濟製度結構之中。
有論者認為，第一次泡沫後日本為應對石油危機進行的改革，在日本經濟鼎盛時期被認為是日本模式的優勢，但同時也被認為是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進入“失去的年代”的主要原因。 季衛東日本經濟受挫的教訓是什麼中國經濟網，2004年7月12日
石油危機之下，日本經濟一度出現高通脹下的負增長，大批企業破產倒閉。為了維護經濟基礎和社會安定，企業、工會以及政府在1975年達成妥協性解決方案：企業保障工人的就業權，工會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減少勞動報酬，政府則通過大量發行赤字國債、建立就業資助製度、投入政府資金等方式來提供雇傭後援。
其後日本政府通過《特定蕭條產業安定臨時措施法》（1978年生效）、《特定產業結構改造臨時措施法》（1983年）等法律將之製度化，企業裏出現了“終身雇傭製”、“年功薪金製”以及“企業內部工會”等三種有特色的製度安排，政治和社會係統也因此演變成基於“維穩”的所謂“準社會主義”結構。這種“準社會主義”被“末日博士”努裏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他曾準確預測了次貸危機——歸納為如下特征：
個人對福利的追求超越了對社會凝聚和集體目標的追求；
建立在受限的市場競爭和寡頭壟斷市場的框架之上，而不是自由市場競爭上的經濟體係；
貿易保護的整體，相對於進口更優待出口和限製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終身職業安全體係；
使家庭和公司偏向風險厭惡行為的隱性/外在的社會保險體係；
株式會社的公司組織結構。
正是這種模式下的一係列製度安排，“過高的資產負債率、公司間金融和實體資產的交叉持有、累積的貿易盈餘、日本中央銀行製定的貨幣供給、股票和房地產商的投機行為，以及過度借貸用於私營部門投機的財政係統”〔澳〕David L Western泡沫?膨脹?破裂:美國股票市場\[M\]張德遠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187，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資產價格的大幅上升。泡沫破滅之後，為避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大量破產對社會產生巨大衝擊，日本大藏省提出要“軟著陸”，在維持原有機製的前提下等待經濟回升逐步消化銀行的不良資產。
但日本人過高地估計了自身的能力，繁榮時期無所不能的日本消失了，長達十餘年的緩慢卻是大幅度的泡沫消退過程使日本金融公司的不良貸款日漸累積，投資者資產不斷縮水，通貨緊縮長時間籠罩在列島上空，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缺失。日經指數從1988年39000點的高峰一直掉到2003年的7780點，跌幅達到驚人的80%；房地產價格下跌也曆經十餘年，平均跌幅高達50%以上。
到2002年，日本全國各銀行的不良資產達到近2兆美元，而日本最大的15家銀行每年正在繼續產生300億美元的損失，不良資產占日本GDP總量的10%~20%。季衛東日本經濟受挫的教訓是什麼中國經濟網，2004年7月12日
東亞泡沫的製度缺陷
東亞模式本質上是日本模式的一個變種，具有“銀行—產業”一體化的出口導向、集權的精英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主導、固定彙率、高投入高產出的特征。東亞模式也曾與日本模式一樣，一度被認為是東亞經濟起飛的關鍵，但也被認為是造成東亞經濟危機的根源。
落後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需要通過政府對經濟的適度幹預來彌補市場發育的不足，東亞國家的“強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出了一個經濟迅速增長的製度安排的同時，也形成了對經濟的過度幹預。
精英政府的理性長期來看是脆弱的、不可持續的，與市場理性也並不總是一致，而一個缺乏有效外在約束機製的政府必然會走向腐敗。東亞很多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前都走向了親密的“裙帶資本主義”，政商之間通過大型經濟發展項目“親密”了，政府和金融機構之間通過股權水乳交融起來。
“裙帶”關係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量經濟資源的耗費，使國家金融穩定性遭到嚴重破壞。當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腐敗被普遍接納為一種行為方式時，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會遭到毀滅性破壞，甚至完全失去自律性。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都是例證。
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幾乎都難免陷入高投入、高產出的窠臼，而中央銀行不得不屈服於通過增發貨幣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壓力，很多東亞國家甚至為了維持經濟高增長，不惜大借外債。1996年，泰國的外債急劇上升至1128億美元，占GDP的62％，其中大約960億美元是由私有部門舉借，並且大多數是短期資金，遠遠超過當時國家380億美元的外彙儲備。沈聯濤亞洲金融危機十年祭\[J\]財經雜誌，2007
而“裙帶資本主義”下的金融機構又通過大肆放貸編織出了一番繁榮的經濟景象，1997年年底，韓國最大的30個產業集群平均債務/淨股本比率高達519％，而美國這一比率約為154％，日本為193％，中國台灣為86％。同上。
和日本泡沫一樣，東亞危機之前的資產泡沫也是過度的流動性和信用導致的結果。但亞洲金融危機一定程度上卻是外因推動的，索羅斯對泰銖的攻擊被看做危機的開始。盡管如此，大多數學者認為，東亞國家自身經濟政治結構的失衡和彙率的高估則是危機快速傳染到東南亞、韓國，造成亞洲全麵的金融危機的根源。
金融自由化與泡沫
索羅斯在攻擊泰銖一擊得手後，也曾反思為什麼成功來得如此之快，“如此成功的一個經濟發展模式為何會在頃刻間就變得一無是處了呢？我們如果不從全球資本主義體係的缺陷入手，就很難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事實是，亞洲金融危機並不僅限於亞洲，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波及了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這更強有力地說明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存在於國際金融體係自身之中。”五年一覺——亞洲金融危機\[J\]三聯生活周刊，2002年第7期
這個結論無疑會受馬哈蒂爾馬哈蒂爾?穆罕默德（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1981年起任馬來西亞總理（首相）長達22年，成為馬來西亞曆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政府首腦。的歡迎，但馬哈蒂爾卻依然憤怒地將索羅斯視為低能的“亞洲金融危機縱火犯”。索羅斯費力不討好，羞怒之下暗指馬哈蒂爾是獨裁者，“對他自己的國家是個威脅”。但據說後來兩人還是找到了共同語言，2006年兩人在馬來西亞首次碰麵，一起把小布什總統痛罵一番後，前嫌盡釋。索羅斯事後說“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其實非常相似”，馬哈蒂爾則表示“我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
是的，作為金融大鱷的索羅斯對金融世界的看法應該是有道理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建立使工業國家既能保持彙率的穩定，又能追求國內經濟增長和充分的就業，促進了發達國家經濟繁榮。但由於布雷頓森林體係自身存在不可解決的悖論，注定了其必然走向解體。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解體無疑深刻改變了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
當尼克鬆總統1971年8月16日宣布凍結美元與外國貨幣的兌換時，不僅衝擊到了日本，對資本主義世界每個國家而言都是一場考驗，發達國家不得不放棄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彙率。由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產生的最深刻的變化是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標誌著資本主義經濟長程運動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折。經過20年的貿易與生產擴張之後，全球資本主義開始了一個財政與金融擴張的時代，國際競爭的遊戲規則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美〕高柏日本經濟的悖論\[M\]劉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204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後，發達工業國家相繼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
金融自由化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必然結果。金融自由化的目的是通過金融製度改革，減少金融抑製，使利率和彙率逐漸市場化。金融自由化將促進金融發展，帶動經濟增長，但金融自由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將金融抑製下隱藏的風險外露的過程。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外露的風險如果不能及時修複，很容易遭到國際資本的侵擾，一旦處理不當，將導致本國金融的不穩定，從而引發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