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通過和談結束戰爭，尤其是在實力相當，勝負未卜的情況下，就更需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做後盾，這樣和談才會主動，才能成功。但是明神宗在主和派的策動下，不僅同意封貢（明神宗隻同意封，不允許貢），而且在和談尚未進行，日軍仍然盤據在朝鮮南部的情況下，就盲目諭令撤回明軍主力（隻留二萬一千人在朝鮮駐守）。這種做法，不僅使和談失去後盾，變得軟弱無力，且使日軍更加傲慢無理。果然，就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明軍開始撤軍的時候，沈維敬立即就引日本使臣小西飛和彈守，率三千日軍前來“和談”。與此同時，日軍隨之又犯鹹安、晉州，進逼全羅。而兵部尚書石星，對於這種以武脅貢以貢掩戰的挑釁行為，不僅不加揭露抵製，反而令沈維敬再返回釜山，敦促豐臣秀吉向明朝上謝表。石星認為，隻戰，“弁中矢且盡”，卻仍然不能衝出重圍。日軍見李如鬆墜入陷阱，且坐騎已經受傷，便亂箭齊發。幸虧裨將李有升砍死數敵，以身蔽箭，才使李如鬆得免。但李有升卻被日軍饒鉤拌倒，死於亂刀之下。另外三員戰將，李如柏，李如梅，李寧、見李如鬆勢危，也急忙從左、右夾攻。待李如梅射死日軍首領以後，才將李如鬆救出重圍。不久。楊元也率大軍前來增援。日軍取勝無望，隻得退回王京固守。王京四周全是稻田。此時已是冰解泥深，又恰值天降大雨，使明軍“騎不得騁”、銳氣頓挫。而日軍卻依山麵水，步步為營，鳥銃、火器不時冷發。對此，明軍一籌莫展，隻得再退回開城。
早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七月，遊擊將軍史儒，張國忠等所率領的入朝先頭部隊被日軍消滅以後，當時就引起了朝廷內部的極大震驚。尤其是兵部尚書石星更為恐慌萬狀。怯懦之下，他妄想通過和談，勸阻日軍退出朝鮮。於是，在他的力主之下，派遣沈維敬到日本軍營前去探詢摸底。沈維敬本來是個見利忘義的無賴奸人。當他到了日方以後，由於接受了日軍的重賄，馬上就與日軍將領行長勾結在一起。這樣，石星的意圖不僅沒有達到，反而使沈維敬成了日軍安插在明軍內部的奸細。結果，給抗倭援朝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日本在平壤，開城失利以後，緊接著屯積在龍山的軍糧又全部被李如鬆偷襲燒光。後來在碧蹄館伏擊戰中，雖然獲得了勝利，但隻是重創了少部分明軍。而明軍的後繼部隊，卻仍然向朝鮮南部大舉進發。日軍懾於明軍的氣勢，又加上兵力不足，糧餉不繼，自料侵朝戰爭現時難於取勝。為了做到“以退為進”，贏得喘息時間，準備再發動第二次侵犯，一方麵，放出沈維敬，命他向明朝謊奏，說日軍願意停戰求和，向明朝納貢稱臣。另一方麵，為了進一步麻痹明軍，表示求和的真正“誠意”，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十八日，將難於固守的王京主動放棄，向南撤退。日軍撤退以後，李如鬆和宋應昌結隊入城。因此，王京不戰而得。
碧蹄館失利以後，朝廷內部頓時形成了主和與主戰兩個派別。以內閣首輔王錫爵為首的內閣和兵部尚書石星，經略宋應昌等掌政，掌兵者，都主張對日封貢講和。他們的理由有三條。一是害怕承擔戰爭責任，“持重自保”。在一般情況下，明朝對征戰將官“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十分嚴格。碧蹄館失利以後，經略宋應昌心恢意冷，對抗倭援朝能否取得勝利已經失去了信心。因為害怕將來承擔失敗責任，妄想通過和談結束援朝戰爭。這種思想正如浙江巡按禦使彭應參所分析的：“碧蹄一戰，我軍長驅之勢已阻。倭奴請貢之詞愈傲。而經略（宋應昌）代求之說愈堅。”“經略以師出異城，久無戰功，陰許通貢，速得倭奴歸巢，”以便“歸朝敘功耳。”兵科給事中侯慶遠也說：“碧蹄之役，因敗而怠、持重自保。”二是糧餉不繼，軍無鬥誌。七萬大軍遠出異國，不僅糧餉供應不上，且又受到瘟疫，疾病和死傷的嚴重威脅。因此士兵厭戰、軍心不穩，使掌兵者難以統馭。山東巡撫周維翰，曾對前線士兵的疾苦狀況做過詳實的調查。後來他上奏說：“臣奉命馳過鴨綠江前詣平壤，諮諏軍情，頗得梗概。”“濕暑交侵，瘟疫大作，亡歿多人，軍中泣聲震野。一經物故，屍輒燒焚。諸軍悲且怨。”“即今途中，臣所目擊枕藉道旁者，氣息奄奄；傴僂而行者，臒然鬼麵，尚可為行伍乎？”所以“軍士戰鬥之心漸弛。”“有久難再羈之情。”因此，這種“病勢已迫，不可滯留”、戰鬥力極弱的隊伍，必然要影響要謝表一上，就等於和談“成功”，戰事馬上就可以結束。從這些舉動可以看出，石星已由原來的主和派進而又墮落成了投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