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使潛逃，不僅大傷國體，且使封典難以進行。明神宗得悉以後大怒，急令逮李宗城下獄。到了此時，兵部尚書石星才感到犯了大錯。為此，他向明神宗上疏謝罪說：“明不足以知人，智不足以料敵。稽遲祗牾遂致於此”。對於這件事，給事中徐成楚總結得好：“沈維敬墮關白（豐臣秀吉）術中，樞臣（石星）又墮沈維敬術中。以致潰敗決裂不可收拾。”
李宗城雖然深夜潛逃，但是由於不是日本方麵的原因，所以豐臣秀吉令行長仍然保持冷靜，不要采取任何軍事行動。據此，遼東巡撫李化龍和副使楊方享分別報稱：說李正使雖然出逃，但倭情仍然“帖然無嘩”並無變動。並說：“關白聞封甚喜，蓋造館舍已完，”隻待冊使前行。大學士趙誌皋，兵部尚書石星聽了此報以後，思想又活躍起來，認為封事仍然有希望，陳請將楊方享升為正使，再渡海冊封。但是明神宗卻從李宗城的出逃事情中，對前方的情況產生了疑問。為了解開疑團，想改派風力科臣為正使前去冊封。一則想借此將前方情況徹底勘明。二則想以“忠義之道”速完東事。但是因為趙誌皋和石星擔心這樣做以後，他們與李宗城，楊方享密謀草完東事的底細被揭露出來，所以便以路途遙遠，費時費力，且容易引起豐臣秀吉的猜疑為借口，堅請改楊方享為正使，“以完目前之局”。神宗無奈，隻得允許照行。
日本加緊備戰。磨刀霍霍，前方封事又如此混亂被動，滿朝文武大臣都認為“戰爭即起，封事無望”，紛紛上疏陳請罷封準備再戰。而明神宗對前方的情況卻若明若暗，想另派科臣前去勘查又得不到支持。所以思想煩亂，情緒極壞。怒氣之下，便失去常態，又將奏請罷封的禦使曹學程，工部郎中嶽元聲，吏科給事中葉繼美等人一律革職為民。這樣做還不足以發泄怒氣，又奪禮、兵二部堂上官俸各四個月。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十五日，楊方享在趙誌皋、石星的催促下，竟不顧數千日軍仍然駐在釜山、數萬日軍準備再犯的情況，便匆忙渡海前去冊封。豐臣秀吉雖然不滿足於一個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虛號，同時馬上就要發兵再犯朝鮮。但他認為，卻可以利用這個虛號提高、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當楊方享到達日本以後，豐臣秀吉表現得十分“恭順”、“有禮”。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初二日，豐臣秀吉在大阪正式受封。受封時，行五拜三叩頭禮，山呼萬歲。將事情做得十分真切。
朝鮮國王李昖，原想遣王子光海君攜帶重禮前去日本祝賀封典。但因聽了倭臣（日本奸細）李德馨的意見以後，便降級改遣州判樸弘長為使臣，隻攜帶白土釉等一般禮物前赴日本。由於這種做法是豐臣秀吉指使李德馨所為。所以被豐臣秀吉找到了再犯朝鮮的借口。為此，豐臣秀吉向沈維敬說：“今以卑官微物來賀，（是）辱小邦耶？辱天朝耶！”要求明朝降罪於朝鮮。同時以監督明朝降罪朝鮮的實施情況為借口，特留石曼子駐在朝鮮。楊方享和沈維敬對於豐臣秀吉的這種挑釁性的毀約行為，本應嚴辭拒絕，立即廢除封號，返回朝廷。但因沈維敬早已裏通外國，成了日本的奸細。而楊方享又為了“苟且了結封事”盡早歸朝，所以對這個蠻橫的做法，竟未置與否。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初九日動身回國。沈維敬為了欺騙明神宗，表明豐臣秀吉對明朝的“恭順”，竟自己出錢從日本購買所謂“天鵝絨”、“猩猩毯”。回國以後，特以豐臣秀吉的名義奉獻給明神宗。後經楊方享揭發，方知“天鵝絨”本來是中國廣東出產的剪羊絨。猩猩毯就是中國最普通的羊毛毯。所有這些欺騙行徑，正象石星當初自己說過的：“明不足以知人”。因此，整個封事完全敗壞在主和派的妥協和奸人謀私、通敵的手裏。
豐臣秀吉被明朝封為日本國王以後，使他在國內的統治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加強。經過利用和談時間做好了充分準備以後，決定再次發動侵朝戰爭。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一月二十五日，朝鮮國王李昖奏報：“倭情緊急”，急請明朝再次出兵援救。但兵部尚書石星，卻對豐臣秀吉的“恭順”，仍然堅信不疑。說豐臣秀吉感激天朝賜與封典，迎候使臣始終無愆禮。日本發兵這是去年（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的事情。目的隻是為了探聽皇上處分朝鮮的情況，別無他意。又說，這件事情，已令沈維敬在釜山進行調解。最後又極為樂觀地說：“東事已完，保無他虞。”大學士趙誌皋也認為豐臣秀吉態度“誠懇”，沒有必要再興師動眾以開禍端。但事實確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到了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初，朝鮮陪臣鄭期遠，親自奔赴北京前來哭訴求救。此時，恰好遼東副總兵馬棟也報稱：倭將清正，領兵船二百艘約兩萬餘人（後增至十四萬人），已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一月十四日進駐機張營。進而又侵犯大寧，其勢甚張。到了此時，明神宗這才恍然大悟。發覺被石星、沈維敬等人所愚弄。而楊方享為了推卸責任，自料不能遮掩，便將石星當初命令自己向日方妥協、草完封事的十五封密信和沈維敬的通敵罪狀一並上奏給明神宗。明神宗覽奏以後大怒，諭令逮石星下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