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定鼎之初，軍隊地戰力也曾經是堪稱一時無兩的，但將近二百多年下來，卻早已經是廢弛、敗壞到觸目驚心的地步了。
除邊兵地情況稍好之外，在這個時代地軍官們，如果不設法培養一些自己的私兵、家仆的話，整隻部隊地戰力是根本就沒有任何保障的。
大明軍隊分為京軍（亦稱京營）和地方軍兩大部分，京軍為全國衛軍的精銳，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
地方軍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配置於內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
邊兵是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配置於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的九個軍鎮，號稱“九邊”。
民兵是軍籍之外、由官府僉點、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內地稱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西北邊地稱土兵，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
此外，還有不同行業和階層組建的礦兵、鹽兵、僧兵——如河南嵩山地少林兵和山西五台山的五台兵等，遇有戰爭，常被召出征，戰爭結束則仍回原址。
大明定鼎之初，京軍隻有四十八衛，後來朱元璋地四子、分封於北京地燕王朱棣起兵奪嫡，為了防守已經退往草原地北元殘餘，將國都遷到了北京，史稱“天子守國門”。
北京接近前線，京軍於是狂漲，最終多達七十二衛，並正式成立了“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扈駕隨征，以後，京軍製度也還累有更易。
此外，尚有拱衛皇帝的侍衛親軍，如錦衣衛和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十二衛軍，以及隸屬宮內禦馬監的武驤、騰驤、左衛和右衛等四衛營。
衛軍主要是步軍、騎軍，東南沿海也置有水師，官府曾命福建、江浙沿海諸衛造船抗倭，使水師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衛軍的武器裝備，不僅刀牌、弓箭、槍弩等冷兵器製作精良，火器已占很大比例，銅銃、鐵銃、地雷、各類火炮開始裝備部隊。
朝廷還設立兵仗和軍器兩局，負責鑄造火器，各省都司、衛所也遍設雜造局，專管所在衛所的兵器修造。
在早期，衛軍主要來自隨朱元璋起事的“從征軍”、元朝和割據勢力投降的“歸附軍”、因犯罪而被謫發的“恩軍”以及抑配民戶入伍的“垛集軍”。
“垛集”原是軍伍缺額時抑配民戶補充軍伍的一種辦法，朝廷頒行《垛集令》後成為衛軍的主要徵集方式。
按《垛集令》的規定，平民三戶為一個單位，其中一戶稱正戶，出軍丁，其餘為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到大明中期，正戶與貼戶的壯丁輪流更代為軍。
大明軍民也進行了嚴格分籍，當軍之家皆入軍籍，稱軍戶，屬都督府，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優免一丁差徭，身份和經濟地位都與民戶不同。
軍戶固定承擔兵役，父死子繼，世代為兵，並隨軍屯戍，住在指定衛所。若軍戶全家死絕或逃亡，由官府派員到原籍勾補親族或貼戶頂替，稱為“勾軍”或“清軍”。
衛軍實行屯田製度。按規定，邊地軍丁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軍丁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個軍丁授田一份，由官府供給耕牛、農具和種子，並按份徵糧。
在大明初期到中期，全國軍屯約有八九十萬頃，除大量軍屯外，還實行商屯作為補助手段，即按“開中法”，由商人在邊地募人墾荒繳糧，以補充軍糧。
但中期以後，由於大批屯田被豪族、將校侵占，商屯亦因“開中法”遭破壞而廢弛，軍卒生活無著而大批逃亡，衛所製逐漸崩潰。
到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時，“土木之變”不但搭上了一個皇帝，京軍也同樣是遭遇到了全軍覆沒地命運。
為保衛京師，大明朝廷派官四出募兵以應急，由此大規模開始了推行募兵製，募兵逐漸成為軍隊主力，大凡戰鬥力較強的軍隊都由招募而來，如抗倭名將戚繼光之“戚家軍”，俞大猷之“俞家軍”等。
但是，實行募兵製，養兵耗費大，募兵愈眾，國庫日絀，於是便頻繁地向民眾攤派加賦，極大的激化了社會矛盾。
到如今的時候，當年曾經行之有效地募集之兵，卻也已經是訓練廢弛，戰鬥力轉弱，並也開始相繼逃亡，整個大明地軍事力量，已經是到了定鼎以來最為衰弱地時期。
發生在大同邊關地這場莫名其妙的戰事，卻是陰差陽錯地由此撕開了大明那脆弱地、外強中幹地偽裝，也就此打破了山西邊關近年來地短暫和平期。
作為一個自己印象之中地“現代人”，張知秋很不習慣、也極不喜歡這種信息不明地情形，這讓他有些“被成為”甕中之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