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知秋殫精竭慮地開始考慮自己日後地口腹之欲的時候，卻是已經有人撕心裂肺地開始想念和惦記著他這個人了。
這個讓張知秋在這個清冷的早晨連打三個噴嚏的家夥，自然便是忻州營的虞候大人張繼宗、張文良了。
原本張繼宗的字是“溫良”二字的，但他覺得太過直白粗俗，便不動聲色地改為了“文良”，好在讀音相同，倒也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事實上，作為一個不得不淪落到軍營中混飯吃的文人，張繼宗也絕對算得上是那種窮途末路地落魄文人了，這種人自然也是不會有多少文人朋友的，即便是原來有一些，後來也都有意無意地淡了。
不過，今昔不同往日了。
自打忻州輜重營在大同附近無名山口地這一仗打下來之後，作為一隻原本籍籍無名地無根募軍，忻州營如今卻是已然一飛衝天，成為了一隻炙手可熱地王牌勁旅，被無數地人所追捧。
同樣地，作為在這一仗中放異彩地軍中文職第一人，張繼宗這個虞候的地位也是水漲船高，如今和一幫地方文官們也是稱兄道弟、左右逢源，一時間風光無兩。
不過，包括張繼宗在內，忻州營的將佐們高興地日子沒過三天，接下來的卻是無窮無盡地受苦受難了。
大明朝是以武立國，當年這江山也是真刀實槍地拚出來的，但是二百多年下來，原本不可一世地大明官軍，如今已然羸弱老朽、幾乎便是不堪一擊了。
事實上，在當年“土木堡之變”大明精銳盡失之後，軍隊的主力便逐漸地轉向了募軍，他們的定位，有些類似於現代地雇傭軍，但也還有所不同。
在開始的時候，募軍的兵與將也是分離的，也就是說，帶領軍隊的將領自己並不負責招募士兵，也不承擔對士兵的給養，這些工作由另外的專門機構來執行。
但到了崇禎時期，募軍的規製也已然和其他所有地一切一樣，不可阻擋地開始崩潰了，也就有了忻州營這樣整隻部隊都沾親帶故的家族式部隊，而他們的戰鬥力，除個別隊伍之外，也已然是普遍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了！
在這個時代，即便就是邊軍，其最大的倚仗和最強的戰鬥力，也都是來自於主將的私軍，通常對外號稱“家丁”的便是。
所謂地上行下效，在大明的軍事體係中，所有百戶以上地武將沒有不豢養私軍的，而他們通過吃空餉和克扣軍資、軍餉等撈來的銀子，有相當地一部分，卻是要花費到這些私軍上的，這也是他們立身保命地根本所在。
忻州營的異軍突起，使所有人震驚於他們逆天的戰力——幾乎讓人不敢置信！
戰後的統計表明，死在輜重營那小小地環形營地之外的韃子和馬匪，足足有上千人之多，這讓那些素日裏斬殺個位數的蠻族便向京師報捷地舉國邊軍，真的是情何以堪！
至於說大明上下對於蠻族懼怕到了何種程度，這從朝廷對於士卒軍功的獎賞中，便可略見一斑了。
明軍對於殺敵後的獎賞分的很細，具體為：蠻族人頭一顆，紋銀二十兩；衣服盔甲一套，五兩；弓箭腰刀一套，五兩，而繳獲的馬匹，也還可以自己留下來。
如此算來，殺掉一個正在作戰的蠻族，可以獲得紋銀三十兩，以及價值不下於二十兩的軍馬一匹。
在這個時代，一兩紋銀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當於折合現代地七百至一千元人民幣，也就是說，殺掉一個蠻族，可以得到人民幣五十萬元！
五十萬元一條命，當初張知秋在算明白這個帳的時候，也是毫無形象地口水直流的，但思來想去之後，他還是斷然地拒絕了張繼宗等人的好意，毅然地跟著老孫頭回家為民了。
對於忻州營地千戶張建東來說，他現在最為頭疼的，便是這幾些個軍政大佬所伸出來的橄欖枝，根本便是接也接不得，拒也拒不得！
在剛一開始的時候，亂伸手的官員有很多，畢竟有著如此實力的軍隊，又有哪個人會看著不是垂涎欲滴，但隨著事態地發展，最後還敢存了這份心思的，便是隻有兩個人了。
這兩人之中，地位較高的是山西巡撫耿如杞，他是山東館陶人，在崇禎元年三月（1628年）上任，很是自詡懷有一番報國之心的。
山西巡撫的正式名稱是“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在兼管軍事的時候，還要加“提督”銜，地位在掌管一省軍務的都指揮使之上。
而敢於從耿如杞口中奪食的，便是大同總兵胡雲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