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們的怨言越來越多，幾乎每個月都有員工辭職。一位同事勸我：“你做文秘，應該和技術工人一樣工資，不和大廚、調酒師比，至少也該和二廚、DJ助手差不多，可是你看你，連服務員也不如，試用期早就滿了，可還是每個月兩百，明擺著欺負你是外地人。要是我早就撂挑子了！”
也有同事勸我不要太認真，應該給多少錢幹多少活。
但是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做什麼都是為自己增加鍛煉能力的機會。既然做一件事就應該把工夫做足，偷懶不是誤人，而是誤己。況且，對於一個沒有太多求生技能的人來說，是沒有資格討價還價的，對於生命中小小的不公，除了以加倍的努力去換取相對的公正外，多多抱怨又有什麼用呢？
天不負人，1993年年底，我的紅包足足比別人多了整整一倍。林經理和藹地對我說：“西餐部經理提出辭職，我同意了。你有沒有信心接任他的職位？”
我一驚，這可是連升兩級呀，我憑什麼擔此重任呢？但它無疑對我是個誘惑，是個挑戰。我對林經理說：“隻怕我沒經驗。”
林經理卻很肯定地說：“你為人踏實、勤奮，又虛心肯學，一定可以做得好的。你在酒店工作一段時間了，雖然沒做過餐飲管理，但也不能說是完全的外行，經驗是可以積累的，我會教你。”
“政變”的考驗到西餐部上任之後我才發現，作為一個不懂行的部門主管工作起來有多麼困難，尤其西餐禮儀繁複，點不同的菜要配不同的調料，還要送上不同的食具，餐前酒與餐後酒的講究也很多，這也正是原西餐部經理敢用辭職來要挾林經理提高待遇的法寶。自己不懂行，員工也就難免疏忽隨便，往往他們出些小差小錯我還並不清楚。很快，就有傳言說西餐部服務質量大減。為此，林經理特意將我叫到經理室不分青紅皂白痛斥一頓，又說：“你不懂為什麼不問呢？”
我心中叫苦：“問題是我甚至連問什麼都不懂，又叫我怎樣問呢？”但錯在自己，無可推托。我一句也不辯解，等到林經理罵完了，我退出經理室便直奔書店，把凡與西餐有關的書買了一大堆，一連惡補了幾天，做了滿滿一大本筆記。又請西餐師傅按照菜單幫我整理了一份清單，清楚地列舉出上什麼菜要用胡椒粉，上什麼菜要有番茄醬，喝什麼酒該用高腳杯，喝什麼酒該用矮腳杯，還有，餐巾的疊法與名稱，斟酒的手勢及深淺……我天生會讀書，一個月後，我已經是個“嘴上談兵”的西餐專家了。招呼客人時，我會隨機應變地同他品評兩句洋酒的年代及來曆，再根據他現點的菜式推薦合宜的甜品，以身作則要求服務員學習怎樣恰如其分地推薦消費。
西餐部的營業額驟增，林經理在例會上幾次對西餐部提出口頭表揚，希望其他部門向西餐部學習。但是娛樂部經理小何卻悄悄對我說：“姓林的光說不練，口頭表揚幾次有什麼用，你的工資可不見長，原來的西餐部經理每月兩千，你職位升了，錢包卻不見長，還拿著高級文秘的工資。兄弟們早就想好了，有林經理在咱們就絕對沒有好日子過，不如我們聯合起來發動一場‘政變’，炒掉她，逼陳老板另換個經理。”
我勸他：“還是不要這麼激烈，不如找機會同林經理心平氣和地談一次。”
但我沒想到小何他們說到做到，真的聯係了十幾個員工和部門經理聯名寫了封辭職信傳真到香港總部，向陳老板一一列舉林經理的種種犯眾之處。
一星期後，陳老板忽然飛到了西安，把所有員工召集到大廳，平心靜氣地說：“我聽說最近大家有許多想法，我希望大家暢所欲言，把你們的意見提出來，我們可以好好交流溝通，看看怎麼樣可以使大家工作得更安心，更滿意。”
話音剛落，小何首先發難，言辭激烈地指責林經理要員工超時工作而給不足加班費，緊接著其他幾個部門經理也都舉出事例說明一些不合理罰款，幾個員工也都聲討林經理喜歡罵人，對屬下不尊重，一意孤行，從不聽取大家意見。我聽著大家的訴說，一時心裏鬥爭得十分厲害，我想起我自己，其實我的待遇又何嚐公正？但是，酒店的營業額一直很高，這無疑是得益於林經理的關係網和管理能力。對一個老板來說，利益是檢驗業績的首要標準，他會不會為了一個經理慢待幾個打工仔就喪失一個優秀的管理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