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典故出自《史記》：戰國時期的樂毅善於用兵，輔佐燕昭王攻下齊國城池72座，立下了大功。後來燕昭王死了，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不喜歡樂毅，齊國又使反間計，於是燕惠王削了樂毅的兵權，樂毅怕被誅殺，逃亡到趙國。結果燕軍大敗。燕惠王寫信欲治罪樂毅。樂毅回信說：“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意思是說：一個君子，如果與人交絕了，不說對方的壞話；忠貞之臣離開了國家，亦不抵毀君主而表明自己的高潔。於是燕惠王就不再難為樂毅了。
古代的賢達，絕交時從不惡語相向，離開這個國家也不去說他的壞話。後世之人也有引述，劉基的《誠意伯文集》裏有這樣的記載：“君子有雲，君子絕交，惡言不出。”
絕交，想必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這中間也必然包含著幾許惆悵、憾恨及許多雙方都難以突破的心靈障礙。要不然誰也不會出此下策，為自己設置障礙。朋友之所以會走上絕交之路程，很難說清誰對誰錯誰好誰壞這麼簡單的二分差異，而是一定有很多細微又尖銳的矛盾糾糾結結地纏繞困鎖，終使彼此都感覺相當大的不悅，且不悅的程度可能到無法忍受的地步，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隻有以“絕交”來切斷彼此的牽扯。在行為上，頗有壯士斷腕的悲壯；在心態上，則是一次不算小的創傷。因此，君子絕交，基本上是蠻悲愴的，蠻令人傷感的。但往往在“長痛不如短痛”的前提下，與其不愉快地交往下去，不如徹底地根除障礙，讓雙方都有較多的時間去思考、去反省、去修正，以圖“絕交”後的平靜和情誼的再次彌合。基於這樣一種理念，君子絕交雖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卻也不必將之視為太難堪的失敗，重要的是，如何冷靜地處理絕交後的相互關係。“不出惡聲”應該是一個很現實的遵循方向，也是很直接有效的方式。所謂不出惡言包含了不講對方的壞話，不將所有過失推到對方身上，不張揚對方的隱私等，而這中間最高的落點，則應該是“三緘其口”，絕口不提屬於彼此的一切，這時候，那個絕對沉默的一方，必定是厚道、懂得尊重他人、真正有修養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才是真正有愛心、有良知的人，雖已絕交，卻是未絕情的仁人君子。凡有這樣心懷的人，必定能多想自己的過失，多捫心自問，而不是將一腕怨氣都向對方身上撒，他懂得一個巴掌拍不響的道理。這體現了尊重和寬容。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異常發達，作家互不服氣。他們即使有隔閡、有爭執甚至絕交，但也都沒有那種耿耿於懷的小肚雞腸，在不和解的情況下仍善意地懷念對方。最值得說說的是兩位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的“君子絕交”，雙方都對對方不服氣，但也從不隨意貶低。兩個人堪稱一對冤家。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期出現了兩位大師，彼此之間由於文人相的通病而導致互相鄙薄本屬正常。不過，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沒有太多的貓膩。至少從表麵來看，兩位巨匠雖不能說相敬如賓，倒也相安無事。托爾斯泰曾對陀氏的妻子大為讚揚，並不無自嘲地感歎說，若是每個作家都能有那樣一個賢惠的妻子，真不知道要多寫多少部小說。言下之意，陀氏之所以能一部接著一部地寫出那些傳世之作，其中有一半是妻子的功勞。托爾斯泰對妥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好像很不以為然，他說出“一個病人不可能寫出健康的小說”這樣的話，顯然有失厚道。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顯得較為謙虛一些。他不僅認為《安娜·卡列尼娜》是歐洲文學中無雙的精品，而且公開承認托爾斯泰的才華在自己之上。
道理很簡單，“一個真正有本領的人、高尚的人、襟懷坦蕩的人，是不需要借別人的羨慕來肯定自己的”，同樣的，一個真正懂得愛和尊重的人，必定明白交往是兩個人的事，好好壞壞、甜蜜痛苦，都屬於彼此，實不足為外人道。彼此感情好的時候如此，若他日絕交各奔東西，也是一樣，尤其是絕交後，更應該珍惜曾經共有的美好時光，又怎可、怎忍、怎舍得講對方的壞話？一般朋友如此，越是親密的朋友越當如此，尤其是異性朋友，更尤其是關係密切的男女朋友，一旦分手，絕不可四處宣揚對方的“壞”，四處破壞對方的形象。逢人就講其隱私，這種蓄意張揚心懷惡念的人，可以說心態上是不健康的。
朋友之間，戀人之間，同事之間，親戚之間，從相遇、相識、相知到有情有義或因不得已的原因無奈走上分手之途，都蘊涵著美好的情緣在內，即使由相愛轉為不愛，也不應反目成仇，更不應在分開後四處講對方的壞話。假如曾經愛過、好過，更當珍惜那份共同的感情而“不忍”傷害對方，更當明白，“君子絕交，不出惡聲。”這樣才能營造和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