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為何很重要（代序）
如今，詩歌與大多數人越來越無關了。沒有詩歌的生活，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米德伯裏學院英文教授、詩人、小說家以及弗羅斯特傳記的作者傑伊·帕裏尼（Jay?Parini）卻不這麼看。經過對詩歌曆史、語言和地位的思考，他出了一本新書：《詩歌為何很重要》（Why?Poetry?Matters），並在《高等教育紀事》上撰文，以個人經驗繼續就此問題做出闡述。
帕裏尼說，19世紀的時候，像司各特、拜倫和朗費羅這些詩人，都在世界上擁有廣大的讀者，作品暢銷，他們本人也是時代的文化英雄。對今天的人們來說，這也許造成了一種錯誤印象，即，那個時代的大眾發自內心地喜歡詩。而事實上，當時的人隻是選擇太少。他們沒有音樂電視和衛星節目，是詩歌帶給他們娛樂和靈感，讓他們找到與自己情感相通的文字。
到了20世紀，情況出現了變化，詩變得“難”了。因為詩人們開始去表現現代文化複雜和分裂的特性。例如，要想自如地閱讀龐德和艾略特，你得具備希臘語和拉丁語詩歌的某些知識。對過去受過教育的讀者來說，這些知識相當普及，因為它們本來就包含在中上階層的基礎教育中。20世紀或今日讀者的情形卻大為不同，教育日益民主化，研究則日益專業化，現代主義大師們的詩作如果沒有厚厚的注解，一般人很難讀懂。
詩歌在讀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發生了變化。“拿我自己來說，”帕裏尼寫道，“至少40年來，我一直都在讀詩，寫詩。每個早晨，作為一天之始，我都會在早餐桌上打開一本詩集。我會讀上一首詩，或兩首。我思考著詩，經常在日記裏寫下心得。讀詩讓我每天充滿活力，照亮我的前路，產生更多豐富的感受……我深信不疑的是，如果沒有詩歌，沒有它的韻律和深遠的智慧，我的生活會變得無比貧乏。”
人們忘記了詩歌也包含著睿智。帕裏尼回憶，不久前在摩洛哥，有人告訴他，經書上說，詩人是危險的，正人君子應予遠離。無獨有偶，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裏，亦無詩人的容身之地。在柏拉圖看來，現實應該是一個完美的觀念世界，作為對其理想模型的模仿，物質世界總是不完美的，而藝術模仿的是自然，去除了理想的原型，因而尤為可疑。同時，詩人慣於挑動讀者的感情：色欲、憤怒、痛苦和歡愉，“使激情得到滋潤而不是幹爽”。因此，法律和理性遠勝於濫情的詩歌，隻有“對神的讚歌和對偉人的頌揚”才值得一讀。
柏拉圖要將詩人逐出其理想國，事實上，幾乎曆代的詩人都是正統社會的邊緣人物，甚至浪漫時代的那些詩人，如拜倫、柯爾律治、濟慈、雪萊、華茲華斯，也是如此，到了當代，則有艾倫·金斯堡之輩，依然是不受社會歡迎的挑戰者。
雪萊在《保衛詩歌》一文中聲稱：“詩人是這個世界上不被承認的立法者。”但帕裏尼更欣賞奧朋對這句話謹慎的修正版：“詩人是不被承認的世界的立法者。”
“我並不是很希望由詩人來為世界製定法律或規則，”帕裏尼說，“在很大程度上，詩人投身公共領域的表現都會非常糟糕。”詩人的世界是智慧和感情的內在世界，詩歌建構的也是一個內在的王國。
1942年，世界大亂，華萊士·史蒂文斯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痛感20世紀從肉體和精神兩個層麵上均已變得“如此暴力”。他意有所指地將詩歌定義為，“一種內在的暴力，保護我們免受外部暴力的侵襲。它是一種反向而行的想像，對抗著現實的壓力。說到底，它似乎關乎我們的自我保存。無疑，這正是詩歌的文句和聲音有助於我們活得像人一樣的原因所在”。
帕裏尼說，現實的壓力的確巨大，而詩歌能夠提供某種反壓力，對抗可能壓服和摧毀個人的外部力量。我們讀詩的時候，詩歌發散出寂靜的、小小的聲音，但足以抵得往庸俗文化的喧囂和社會的轟鳴。詩歌不會改變世界，不會左右股市漲跌，不會讓暴君自願下台，它隻以自己的方式悄悄運行，修整讀者內心的空間，給他們的思考增添細微的紋路，讓他們眼中的世界不再隻有黑白兩色。
“我不可能無詩而活，”帕裏尼最後寫道，“詩歌始終令我的存在更為具體，更為深切。它塑造了我的思想，生動了我的心靈。它讓我得以忍受、甚至喜歡上了我的生活。”
（摘自《東方早報》，康慨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