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蔑視的喜悅”及其他（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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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二次前往歐洲。當時，他妻子患了結核病，他本人創辦的雜誌也不順利，在巴黎邂逅的情人在他進入威斯巴登的賭場期間又投入了其他男人的懷抱。境況不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雜誌上發表了《地下室手記》。在這篇小說裏，作家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小人物遠離一般社會後充滿苦惱的地下室生活以及由此衍生的“被蔑視的喜悅”。諾貝爾文學獎新貴奧爾罕·帕慕克在其獲獎演說中間接地支持了這一觀點：“我們都知道，在某人高調表現他的驕傲的那個場所，一定會有他人屈辱和蔑視的影子。”
曆史因為人類從未停止前行而左顧右盼，饒有趣味，但隻有罕見的作家才能在VIP之外提供這種建立在個我之上的心照不宣的公共感覺。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詩人們似乎一直未能擺脫如此這般的“被蔑視的喜悅”——跟陀斯妥耶夫斯基有所不同，曾使作家痛苦不堪的元凶“驕傲”，在中國的許多詩人那裏成為自我炫耀的最後掩體。盡管詩歌越來越被詩歌之外的社會所忽略，詩歌的江湖上一部分詩人鄙夷另一部分詩人已像新的傳統被繼承（所謂的“盤峰論爭”即是一典型例子，站隊成了大於詩歌藝術的主題），而“詩歌的國度”也不再是我們斷章取義的資本和沾沾自喜的記憶。當詩歌淪為似曾相識的“弱者的武器”和少數人執迷不悟的事業，這是一個說不上好或不好的傾向，但它得以大麵積蔓延自有其道理。沉默的詩人欣然接受了這種“被蔑視的喜悅”；不喜歡沉默的詩人，則試圖通過提高分貝扭轉甚或投懷送抱於這種一言難盡的現實，日漸式微的中國傳統文化使他們感到時代的威脅繼而改變了對於詩歌的既往理解並且振振有詞地搬出哲學的擋箭牌：隻有變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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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繼承的價值遠遠大於破壞。但中國人在破壞麵前所表現出來的喜新厭舊的熱情令人吃驚。一部華夏曆史，幾乎成為革故鼎新的完整版的回憶錄。古老的建築越來越少，先賢們慘遭戲說，愛與憎變成了落日下廣袤而憂傷的蒼穹。
文化如此，文化背景的誤會和荒蕪何嚐不是。在中國，雖然山東人獲得了大於其他省份的褒揚，但山東並非山東省，在大多數人心中，這個需要澄清的非地理概念居然從未招致懷疑。作為中國最大的半島，這片因為割裂黃海和渤海而潮汐不止的土地上，有著蕩氣回腸的山河、兩肋插刀的山寨傳奇和連綿深遠的儒家思想，它們交相輝映卻被視之為偶然已經由來已久。
縱觀世界版圖，每一個半島都是一篇多聲部的傳奇。概莫例外的山東半島，更恰切地說，生活在山東半島的詩人們，因此而額外承擔一些什麼，將不是一個討價還價的問題。山東詩人不可能擺脫作為中國人、中國詩人所固有的禁忌（“戴著鐐銬跳舞”和“被蔑視的喜悅”有著兄弟般近似的麵孔以及異曲同工之妙的心情），一半海水一半陸地的半島情懷讓他們對語言的平衡充滿興趣，並且主動放棄了過山車式的藝術冒險所引發的那一聲誇張的尖叫。這裏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詩歌基礎，但百年新詩史上從未出現一個一騎絕塵的重要詩人，盡管他們並不強烈反感各領風騷三五年的城頭易幟，有時也會底氣不足地說起“魚台縣的食指”或者“榮成市的梁小斌”。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但在山東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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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選本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唐詩三百首》也不能幸免。這是詩歌的魅力在生活中展示出的真理。具體到《山東30年詩選》，它不但是地域性的，還具有明顯的青年傾向。一套地域性的具有明顯青年傾向的詩選，如果它的局限（或曰特點）成為被詬病的借口，我們並不感到意外，也不會進行過多的辯解。
詩歌選本的現實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詩歌選本的承載，偉大的詩篇依然可以流傳，但詩歌選本的存在極大地減緩了時間對眾多詩篇的無情湮沒，也是不爭的事實。有些詩歌選本捍衛了藝術的權威，有些選本，則體現出詩歌資料的豐富性。
一年前，我們決定編選《山東30年詩選》。為此，我們用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去了全省17個市，見到了許多老友新朋。品茗敘舊之間，詩選的框架悄然完成——為了編選一套能大致體現世紀之交這二三十年山東詩歌現狀的詩選，我們選擇了我們認為合理可行的編輯思路和運行模式，因為本書編選不是強行的任務，也幾乎沒有一目了然的目的，支撐我們盡可能地在熱情熄滅之前完成這項工作的，無非一種潛在的興趣罷了。感謝本書各卷主編，作為集體中的一員，他們為本書問世貢獻了自己源於詩歌和友誼的力所能及的力量。令我們欣慰的是，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山東詩歌選本在容量上能與5冊19卷的《山東30年詩選》相比較，假以時日，會有更蔚為大觀的新選本超越本書，且讓我們等待，懷著足夠的耐心。至於本書質量，入選的各位詩人已經給出答案，親愛的朋友，當你順序讀到這篇後記時，可以打分，或者談談你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