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不虛此行
《昆德拉文集》編後記
對於米蘭?昆德拉這個極具誘惑力的作家，早有一覽其創作全貌的企望。這次在《世界文學》編輯部高興同誌的協作下，終於使編篡《昆德拉文集》如願以償，我真是大喜過望。這“過”了的“望”，就在於許多熱心的同道都可藉此文集倘洋於昆德拉的文學世界，滿足同我一樣的閱讀欲興。
編篡《昆德拉文集>〉，從最初起意到最終完成，曆時約一年多。與昆德拉打了這一年多的交道，很值得。在編稿和讀稿的過程中，獲益良多，最主要的收獲是兩個方麵，一是改變了過去的對昆德拉的不正確的印象，二是對昆德拉創作的獨特所在有了初步的認識。把此兩點公諸同好，算是“不虛此行”的一個佐證。
過去零零碎碎地讀了一些昆德拉的作品，印象較深的是在社會事件的大背景和兩性關係的小場景中，寫一定的政治文化對置身其中的人們的限定與玩弄；爾後從有關昆德拉的評論中讀到把昆德拉與索爾紅泥琴相提並論的意見，更以為言之有理；由此就常常把昆德拉歸入了持不同政見的作家行列。這次係統地閱讀了昆德拉的作品之後，深深感到把昆德拉看作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作家是極其皮相的。可以說從早期的小說處女作《可笑的愛》到後來的近作《不朽》，昆德拉都是由人在複雜生活中的難以自主不斷揭悉著人在當代社會裏的生存境況，以及構成這種境況的客觀因素和人為因素。他在許多場合都講到要抗拒生活中的“簡化”漩
渦和社會中的“媚俗”潮流，而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內含的文化批判精神。政治事件作為他所熟悉的生活題材，不過是他實現自己藝術探索的一個中介。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昆德拉，勢必要超越他作品中的那些政治事件，尋求個中更為隱秘、深沉的東西。昆德拉一再告誡人們，“我不是什麼為了表示反抗或抗議而從事寫作的”，這決非是幌子式的告示，而是作家創作的實情。把昆德拉看作是一個藝術創新者，而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顯然更接近於昆德拉其人其作的實有本質。
作為一個藝術探索者，昆德拉在傑出藝術家的共有特性上進而表現出了自己的獨有個性，那就是在藝術上追“本”求“真”，以小說的形式對“有關人類生存問題”進行獨到而“具體地把握”，使個體的人生感受成為更多的人們反思存在的藝術視鏡。因而他的作品，“日常”而又“獨特”，“個別”而又“深刻”。同時，昆德拉因抗拒生活中無處不有的主觀決定論，比較醉心於“發現和把握事物與世界的模棱兩可性”，這使他的小說文體常常具有非線性結構，非因果邏輯的開放性和無序性，從而使作品以內涵與形式上的複雜與奇迷引人而啟人。昆德拉認為，小說的精神也即“複雜的精神”，小說家應是“存在的探險家”，他也正是依此來從事小說創作和拓展小說藝術的。這種獨樹一幟的生活發現和藝術表現，作為一種創新性勞作以其日漸深遠的影響正在彙入時代的人文精神之中。
要很好地認識昆德拉，似有必要花一些功夫。這不僅在於要認真地讀解他的包括理論著述在內的全部作品，而且還在於要盡力穿越他的作品在內容與形式上所呈現出來的亂雲與迷霧。從這些方麵看，閱讀昆德拉對一般文學讀者來說也多少是一種挑戰。我們編篡這部文集，盡我們所能給讀者提供了自以為最好的文本和譯本，但怎樣去認識昆德拉，還得依靠讀者自己的功力。我們相信，喜愛昆德拉的人必能在各自的角度和程度上去理解昆德拉。
關於《昆德拉文集》，還有兩點需要在這裏說明。一是所收入的作品，除過《玩笑》和《笑忘錄》是已發表的譯文的修訂本外，其餘所有作品均為新的譯本。其中，劇作《雅克和他的主人》，早期評述捷克作品萬丘拉的《小說的藝術》，後期談論小說創作的-《被叛賣的遺囑》，以及有關作品的序跋和訪談錄等，均屬首次譯成中文同我國讀者見麵。二是本文集中的一些作品的譯名同已有的昆德拉作品中文本譯名不盡相同，這是我們根據原文的本意在征求有關專家的意見的基礎上譯定的，旨在能更為準確一些地傳達原作品名的本意。
《外國婦女文學辭典》的意義
在各類文學辭典中，有關婦女文學的條目大都是一種點綴。這是因為在整體文學中婦女文學客觀上隻是不怎麼起眼的末枝呢？還是編撰辭典的人們有意無意地在大男子主義的支配下忽視了婦女文學的地位？
朱虹對此的看法是:“由於長期以來社會曆史發展以男性為主體，婦女的才華在許多方麵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以婦女為主體的婦女文學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而“婦女文學，在世界文學寶庫中理應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基本認識，朱虹和文美惠這兩位外國文學女專家聯袂主編了我國第一本《外國婦女文學辭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並在“前言”中鄭重指出，她們編纂《外國婦女文學辭典》，“不僅要介紹在世界文學史中已有定評的傑出婦女作家和作品，還要從女權主義觀點出發，對她們和她們的作品進行新的評價和發掘。同時，對於古往今來大量受男性占主導的社會歧視或忽略的、被埋沒的婦女作家以及沒有得到正確估價的婦女作家，我們也要一一拭去曆史偏見給她們蒙上的塵埃，還她們以本來的麵目。總之，充分反映婦女文學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正確地估價婦女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重要意義和價值，是我們這部辭典不同於其他已出版的各種文學詞典的重要區別。”這樣的要求與追求應當說是相當不易的，但縱覽這部洋洋60萬言的辭典，應該說主編們當初設想的諸項意圖，都較為完滿地得到了體現。
該詞典共收入了世界上59個國家和地區的625位重要的女性文學家，其中，既有對著作者如日本的樋口一葉、意大利的黛萊達、挪威的溫賽特、智利的米斯特拉爾、法國的喬治?桑、英國的吳爾夫、美國的奧康納等文學大家的介紹，也有對嶄露頭角如泰國的西刀倫、美國的瑪麗?戈登、英國的莉斯?洛赫黑德、挪威的特麗爾?莫伊等文壇新秀的薦舉，更有對造詣不凡但鮮為人知的若多蘿西、華滋華斯、瑪麗?柯爾律治等卓越才女的發掘。主編的視野，也是古、近代與現、當代兼顧，創作與批評、研究並舉。因此，讀者既可由古代希臘的薩福、古代日本的紫式部到現、當代的文學新人，縱覽婦女文學的曆史演進與煌煌碩果，也可由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到批評家、理論家，橫觀婦女在各類文學體式中的典型體現和獨特創造。而由這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所整體顯式出來的，幾乎是一部世界婦女文學躍動不羈的巨幅畫卷，人們從其中所了解、所獲知的，不僅有婦女文學發展的曆史與現狀，而且還有婦女文學對整個世界文學所發生的巨大影響。
主編朱虹的“前言”，篇幅雖然不大，但對婦女文學的整體描畫簡括而有力，引證材料豐富而紮實，抒發見解潑辣而獨到，尤其是論述|[5些生活在作為作家的丈夫、父親或兄弟的“影子”底下的蓋世5：才一一成為令人遺憾的“影子作家”的一段話，論證中包含著聲辯，聲辯中包含著遺憾，遺憾中包含著不平，不平中又包含著期望和呼喊，令人驚醒，引人深思。
讀《世界名詩鑒賞辭典》
看了幾種有其名無其實的“鑒賞辭典”，我對此類書籍日漸增多的趨勢很感憂慮，我擔心那會成為“叢書熱”之後出版自戕的一種新的不幸。
但新近讀到飛白主編的《世界名詩鑒賞辭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心裏卻很感欣慰：這真是一本有名有實、有聲有色的好書。
“世界名詩”是一個相當大的概念，它既應縱向地包括有詩以來的有口皆碑的傳世名作，也應包容同民族、不同體式、不同風格的傑篇佳構。這裏就有一個把全麵、係統地搜集與準確、精到地擇取很好地結合起來的問題。這無疑是一道難題，但這一難題在《世界名詩鑒賞辭典》一書裏解決得相當出色。這部辭典由古埃及的巫術詩一直收到20世紀的諸多詩派，廣采“百花”，以點帶麵的方式在600多首的篇幅裏收錄了古希臘、中世紀、近現代等曆史時期的24個國家的重要詩作，它們既分別代表了不同時期詩歌創作的不同傾向、思潮和流派，又在總體上顯現了人類詩歌創作的繁衍發展及其重要成就。由於編者帶著從詩藝中看詩史的不凡眼光來編選詩作，像一般詩集很少顧及的古希臘的薩弗、海亞姆，19世紀後期興起的後浪漫主義等，都選入了相當篇幅的代表性詩作。而這種充實對於讀者來說，不僅有條件讀到難於見到的詩歌傑作，而且有利於在總體上了解詩歌創作的淵源與演變，從中獲得有關詩歌發展的規律性的認識。 ?
由於詩歌的特點，把它變成另一種語言的翻譯，無論怎樣高明總會變味。這也是一些人不願意讀翻譯詩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我以為，變味的譯詩總比沒有譯詩要好，當然最好是從原文譯出，並且最好能切合原詩的結構與格律。很欣慰的是，我的這些想法與《世界名詩鑒賞辭典》的編者的想法不謀而合。主編飛白同誌在“前言”中告訴人們：“本書選入的名詩，絕大多數自各國原文直接譯出；隻有極少數是轉譯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増強了人們對於該書譯文的信賴感。我信手翻到了匈牙利著名詩人斐多菲的一組詩，果然，《自由，愛情》的名詩重新從原文譯出，新譯文為：“自由，愛情一/我的全部憧憬/作為愛情的代價，我甘願/付出生命/但為了自由啊，我甘願/付出愛情。”雖然新譯文讀起來沒有殷夫原先譯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琅琅上口，但我覺得不帶中國五言詩味道的前^?，，更符合自由詩的韻律。由此一端，便可見《世界名詩鑒賞辭典》在譯文上的認真追求。
還值得稱道的是，這部詩歌鑒賞辭典的鑒賞文章都有較高的質量和可讀性，它們或者從本文、結構入手，或者由文化、哲理切進，角度不拘一格，卻都能緊抓住鑒賞對象的具體特點剔隱發微，許多詩篇堪稱知音之論。這些鑒賞文章分別來看，是具體詩作內容與特點的賞評與導讀；總體來看，又構成了綿綿詩史的脈絡追蹤與描述。這便使它在“詩選”之外，又另具有了“詩評”與“詩史”的功能。
一項有益於文學事業的宏偉工程——《外囯文學研究資料叢書》評介
作為一定民族的審美文化的文學，在其發展中離不開兩個基本的參照係：自己民族的文學積累和其他民族的文學成就。我們擔負著建設高度精神文明任務的社會主義文學，更應在不抱任何偏見地批判繼承中外一切有價值的文學遺產中豐富和發展。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確切了解人類全部發展所創造的文化”(《青年團的任務》），“發揚現有文化的優秀的典範、傳統和成果”（《關於無產階級文化的決議的草稿》）。然而，文化和文學事業中的這一必不可少的工作，卻在我國被長期地忽略和擱置了。建國初期，由於外語人才和外文資料的匱乏，我們還不能夠大量而係統地譯介外國文學的有關資料；到了60年代中期，雖在外語隊伍和外文資料上有了一定的條件，卻又不幸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中外的文化遺產都被戴上了“封資修”的帽子，劃入了“徹底掃蕩”之列。因此，新時期文學在複蘇和起步之初，麵對的不僅是社會的劫後餘難，而且也是文苑的滿目蕭索。
正是在這樣一個急需文學發展的必要參照的情況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編委會主編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原名《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應運而生了。這套主要編譯世界近代以來的重要文學資料的叢書的相繼問世，進一步實現了對於外國的文學理論信息和資料的體係化介紹，有力地疏寬了文學理論批評的引進與借鑒的渠道，給我國的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批評，尤其是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重要的營養。現在，人們談論新時期文學的全麵拓進與迅速成長，已不能忽視外國文學譯介方麵的莫大功績，其中當然包括選題豐富、規模宏大的《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約有130種選題的《叢書》，已出書34種，共37冊。這些譯著各以不同的旨趣和所長，在讀書界、文學界和學術界發生著自己的影響。總體來看，它們的內容及特點主要是四種情形。
第一，專題資料彙輯以論題的重大和資料的係統見長，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在《叢書》中率先出版的《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選取了由古希臘羅馬時期到當代歐美的近90位重要理論家和作家有關形象思維問題的論述，廣博而係統的資料，不僅囊括了許多文學家關於形象思維問題的卓識異見，而且內在地顯示了歐美文學中形象思維問題演化的大致輪廓。這本書出版於我國文藝界探討形象思維問題的熱潮之中，及時地起到了提供參考、促進討論的作用。與此書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歐美古典作家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該書在（一）、（二）兩卷裏依次收入了由古希臘至近代歐美的116位著名古典作家有關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的言論，也具有一種“論”中見“史”的鮮明特點。本書中的許多論述還因出自和反映了作家的實際創作感受和體驗，並使這部資料超出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的範圍，而帶有一定的創作談和藝術論的色彩，對於了解作家其人及其創作追求都不無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