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兩書有所不同，朱虹編選翻譯的《外國現代劇作家論劇作》，除收入一些劇作家的有關理論問題論述外，還收入了許多劇作家談自己的代表作的言論，如契訶夫談《伊凡諾夫》，沁孤談《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奧尼爾談《天邊外》、《毛猿》和《瓊斯皇帝》，阿瑟?密勒談《推銷員之死》，尤涅斯庫談《禿頭歌女》、《椅子》等。這種出自於作者本人的作品，無疑是理解經典性劇作的一把重要鑰匙。把這些彙集起來，自然構成了研究外國現代重要劇作家及其劇作的第一手材料。
專題資料彙輯中的另一種情形，是以某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或重要的文藝理論家為對象的研究論文或資料的選編。董立武、張耳編選的《列寧文藝思想論集》，就屬於前者。這本書選收了蘇聯文藝界從理論淵源、反映論和文藝家、現實主義、繼承與革新、文學史論、作家論等方麵探索和研究列寧文藝思想的重要成果，為經典作家文藝思想研究中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一本理論力作。屬於後者的則有《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一）、（二）。盧卡契是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中在當代西方文壇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多的文藝理論家，他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闡釋文學現象時，有著自己的不少發揮與引伸，這主要是一種發展，還主要是一種偏離，抑或是正謬混雜，功過參半，都亟待研究。但我國文學界由於資料的欠缺，對盧卡契本人的許多著述見之甚少，更談不上研究工作的進行。收有39篇重要論文的《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一）、(二）卷在1980年先後出版，及時彌補了第一手資料欠缺的不少空白，為人們了解和研究盧卡契的文學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第二，作家研究論集以入選作家和作家研究的典型性吸引人，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較早出版的《海明威研究》(董衡巽編選），編者從國外大量的研究論文中精心挑選出24篇，這些文章分別從文學生涯、創作總論和重要作品論析等方麵，反映了歐美文學界研究海明威的重要成果。從這些各有千秋的論文中，人們不僅可以増進對這位成就卓著的作家的多方麵了解，而且可以領略麵對同一研究對象不同的文學研究者各顯其長的觀測角度和分析方法。同個時期出版的《福克納評論集》（李文俊編選），也是以精選歐美文學界研究福克納的代表性論文見長，饒有特色的是該集在第三部分收入了有關國外福克納評論情況的介紹文章，這樣，既有研究論文選輯，又有研究情況漫評，它們共同構成了對歐美文學界有關福克納研究的全景反映。張黎編選的《布萊希特研究》，也是頗具匠心的。該書的21篇論文中，不僅分類選入了論析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創作特點、重要劇作的代表性研究著述，而且收入了有關評介布萊希特與盧卡契的文學論爭的文章，尤其是選入了有關自然科學方法論對布萊希特理論思維影響的考析文章，使人們更深一步地從主體思維的角度認識了布萊希特其人。
對於較早一些的外國著名作家，《叢書》則相對地注意了材料的全麵性與係統性。《勃朗特姐妹研究》（楊靜遠編選），便以資料的翔實和齊全而引人注目。該集在“自述”、“書信”兩個欄目裏，收入了夏洛蒂、安妮、艾米莉三姐妹的創作自述和文學書信；在“評論”欄裏，收入了英國和其他國家的著名作家、批評家論評三姐妹創作的代表性文章；在“生平資料”欄裏，又收入了介紹三姐妹的人生和文學經曆的有關文章和材料。可以說，無論是要研究勃朗特姐妹的，還是想了解勃朗特姐妹之研究的，這本書都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當必讀和必備。從資料的豐富性和完備性上看，按發表時序收有53位作家和評論家的81篇著名論文如：《莎士比亞評論彙編》（楊周翰編選）上下冊，可謂一部莎士比亞評論的編年史。它展現於人們眼前的，不僅有莎士比亞本人不凡的藝術豐采，而且還有“莎學”在世界各地日益勃興的繁盛景象。從這部我國學者編選的頗見理論功力的《莎士比亞評論彙編》中，人們既可以看出我們的莎士比亞評論與世界水平的差距所在，也不難看到在我國開展以至於振興“莎學”的希望所在。
在文學建樹上幾乎與莎士比亞齊名的列夫?托爾斯泰，《叢書》也給予了特殊的禮遇，先後出版的《俄國作家、批評家論列夫?托爾斯泰》（倪蕊琴編選）和《歐美作家論列夫?托爾斯泰》(陳燊編選），便表明了這一點。此兩書在編選上各有追求，這不僅表現在一著眼於俄蘇，一著眼於歐美，而且表現在前者以與作家同時代的作家、批評家的評論為主，著意反映列夫?托爾斯泰在當時給不同傾向的人們所造成的衝擊與反響；後者循序收錄歐美各國作家在不同時代的評價文章，側重反映列夫?托爾斯泰作為一種重大文學現象在西方評論界的曆時性發展。兩本書彼此參照、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列夫?托爾斯泰的評論世界。
第三，理論批評專著注重選取名家名作，具有一定的理論代表性。
我國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研究方麵，一直缺少必要的參考書籍，針對這種情況，《叢書》先後推出了弗裏德連傑爾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問題》（郭值京等譯）和科赫的《馬克思主義和美學》（佟景韓譯）兩本重頭論著，有力地加強了這一薄弱環節。《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問題》一書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生活的時代的現實出發，曆史地看待和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藝觀，《馬克思主義和美學》則密切聯係現今的社會和文藝的實際，著意於闡發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文藝論述的現實理論意義。兩書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力求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零散的文藝論述中找尋出其內在的體係，超出注疏式的研究方法，在富於創造性的研究中闡揚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這種立場和方法，對於我們結合自己的實際開展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研究，都直接或間接地具有著借鑒和啟發的意義。
1980年與讀者見麵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美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劉寧、劉保端譯），是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史家布爾索夫的重要著作，這本書在對於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美學思想的提綱挈領迆論述中，以豐富的文學史料為據，並堅持在與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演進過程的聯係中考察和論述其理論的萌生與發展，較為深切而清晰地揭示了革命民主主義者美學理論的內涵、特點及現實的依據。曾獲蘇聯國家文學獎金的梅特欽科的《繼往開來——蘇聯文學發展中的若幹何題》（石田、白堤譯），實際上是一本從理論角度展開的蘇聯當代文學史論。蘇聯文學自然與我國文學不同，但同樣麵對的是社會主義生活現實，並強調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文學的指導作用，因而在某些方麵也不無相似或相近之處。像梅特欽科結合蘇聯文學的發展實踐及其經驗所論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舊現實主義的聯係與區別問題、寫真實問題、理想人物、正麵人物和小人物問題、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問題、自我表現與主觀界限問題、文學的假定性問題等，也不同程度地是我們所遇到的或正在經曆的。因此，從他的有理有據、有識有見的論述中，有心的讀者都不難得到對我們有益的理論啟示。由劉安武編選的《印度現代文學研究》，也是一本內蘊豐厚的批評著述。該書的第一部分《印地語文學的八十年》，實際上是一部簡明的印地語文學近現代發展史；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作家論分別對印地語文學中風格迥異的兩大藝術巨匠普列姆昌德和伯勒薩德進行了精到的論評。這種文學史與作家論的合編，使得本書以有限的篇幅，從“麵”和“點”的兩個方麵向人們展示了文明古國印度近代以來的印地語文學的主要發展狀況。
稍後出版的芬克斯坦的《藝術中的現實主義》（趙澧譯）、維戈斯基的《藝術心理學》(周新譯）和加洛蒂的《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吳嶽添譯），因既屬於有關國家的理論批評名著，又切合了我國文壇的理論需要，均受到文藝理論工作者的普遍歡迎。《藝術中的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的考察不隻限於文學，還包括了對音樂、繪畫等藝術門類的獨到而全麵的觀照，它實際上是一本現當代西方現實主義藝術的史論著作。《藝術心理學》雖是蘇聯現代心理學創始人維戈斯基的早期著作，但它從社會文化曆史的觀點出發對心理、意識問題的深入思索和不凡認識，今天讀來仍具有啟人心智之處。《論無邊的現實主義》不僅以破天荒地主張現實主義之“開放”在理論上別樹一幟，還因表述上的不拘一格和具有散文化色彩而清新引人。這幾本書能夠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看來確實是不無緣由的。
《叢書》的理論批評專著係列裏，梅拉赫的《列寧和俄國文學問題》（臧仲倫、張耳、李英男譯），奧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爾紮克評傳》（劉倫振、杜嘉榛、李忠玉譯），也都是值得一讀的理論著作。前者在革命與文學的廣闊背景中綜論列寧的文藝論述，科學闡明其理論創新意義；，後者在時代與文學的斑斕潮流中審視巴爾紮克的小說創作，刻意在巴爾紮克評論中撥亂反正，兩書都堪稱各自學術領域裏的佼佼者。
第四，文學流派資料注重為“我”所用，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已出的《叢書》中，屬於文學流派資料的目前隻有《“拉普”研究資料》（上冊，張秋華、彭克巽、雷光編選）和《無產階級文化派資料選編》（白嗣宏編選）兩種，但此兩種書一出版即在文學界引起不少的反響，被一些文論家稱為“及時而有意義”的著作。
兩書涉及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問題對我國文學具有著相當的針對性。“拉普”和“無產階級文化派”是由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的動機出發，而又走到阻礙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展方麵去的。它們所存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對於一切文化遺產給予全盤否定和拒絕，鼓吹“純無產階級文化”的理論，在文藝思想和文藝領導上均采取一種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態度。，拉普”和“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文學要求和文學思想與我國一個時期所膨脹和流行的左傾文化思潮十分相似。研究蘇聯早期的“拉普”和無產階級文化派的發生原因及其思想特點，顯然有助於從別人的教訓中認識我們自己，並探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共同性的偏失，從而在越來越豐富，也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中使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健康地成長。
以上我們從四個方麵扼要述介了《叢書》的具體內容和特點，從編排、體例、注釋等形式方麵來看，這一套叢書也有著它值得稱道的許多共同性優長。比如，它一般都有由編選者認真撰寫的“前言”或“後記”，在這些編選者言裏，或對全書的內容進行總括評述，或對某項研究的進展加以綜合紹介，或就本書的研究對象闡發編選者個人的研究心得，這對讀者了解和把握全書的要旨、編選者的意圖以及某些研究方麵的動向都極有禆益；凡是書中出現的人名、書名、地名或事件等，一般都有材料鑿實、詳略得當的注釋；論文或論述的彙編，編選者都用“題解”或“編後”的方式說明作者的簡況及選文的出處；有的還在書後附有“年表”、“索引”等工具性的資料，以便作者查考。這些不厭其煩的精細而考究的編輯工作，給《叢書》添色增光不少，使它以較高的學術質量和科學水平，漸次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任與讚譽。從這種嚴肅認真的編選工作中，人們不僅可以看到《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編輯部和編選者們較高的學術造詣、嚴謹的治學態度，而且可以見出他們為讀者負責、為社會負責的高度的責任感和事業心。
在發展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光榮而艱巨的曆程中，我們需要《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這樣的選題豐博、規模恢宏的大型理論工程，無疑也更需要這個工程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們那種一絲不苟、兢兢業業的工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