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後，一時閑了起來，少年人，一閑便會生出不少想法。我還沒有到過大城市，好吧，那就去趟最近的大城市重.慶吧。
說走就走，我留了一張紙條給父母，然後便騎上自己的“五洲”牌自行車上路了。
沿著國道210線一路南下，曉行夜宿，沿途欣賞著風景，我身上有一百元錢，雖然沒有交通費用，但總得住宿吃飯，還好那年頭的招待所都比較便宜。
前四天總算是輕鬆，因為沒有大的上坡路，但這天下午到達了華鎣山。這是一個極其艱難漫長的上坡路。我整整騎或推著自行車花了三個多小時才到達半山腰。
累得不行，正好也到了吃中午飯的時候，於是在一路邊店要了簡單的飯菜，老實說，那一刻我很想像《水滸傳》英雄那樣要一盤牛肉再來二兩好酒。但我可沒他們那樣多的銀子，所以隻有簡單的將就了。我和老板開始攀談，不知為何，他們對我的自行車來了興趣。一番商討，想想自己的口袋中已所剩不多，最後以140元賣給了他們，這是個公道的價格。
老板不錯，接著還幫我送上了一輛熟人的貨車。
貨車到達他的目的地江北縣城後，我便下了車。我開始從江北縣城徙步走到了JIANG北區，然後接下來兩天徙步走完了重.慶主城區所有知名的景點。
不得不承認，當我來到朝天門碼頭，看到偉大的母親河長江時，我是興奮的。我很想像古代的那些詩人們一樣感懷一番長江，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感懷一番陪都，但也許是累了，最終沒了書寫的情懷。
終於開了眼界，目的達到了，還剩最後幾十元錢，正好夠買回縣城火車票和幾個麵包的錢，於是“遊曆”之後，我回到了大巴山縣城。
這次所謂的出走，的確是讓父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於是他們急著給我找一份工作。
我初中畢業那年，參加了縣裏統一組織的麵向社會最後一次招工考試，這次考試分成高中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兩組，各招六十名。
當年、紅榜下來了，我和姐姐兩個的名字都赫然分別出現在了初、高中那六十個名單之中，紅榜張貼在縣政府的門口。父親在圍觀的人群中，聽到周圍人讚歎：“曾興濤、曾興會（我姐姐的名字），哇，這是那家的子女，考上了兩個。”
那是父親這輩子為他這對兒女最驕傲的時刻，過了多年，父親一直記得這件事兒。
姐姐這年正好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便順理成章的進了縣水泥廠工作。我考的是一個小鎮茶廠的普通工人，條件不好，加上還得讀高中，自然沒有去上班。但那個工人指標一直保留著，現在我高中畢業了，也許能派上用場。
父親正任鄉鎮企業局下礦業公司副經理一職，也算略有一些辦法的人。托關係，我進了一家同樣經營礦產買賣的開發公司，暫時以臨時工身份上班，等待機會將我的正式工人指標轉入某個更合適的單位。
縣城主要的礦產就是煤炭，無數大大小小的煤窯遍布在大巴山區各個產煤的鄉鎮。縣城所有的礦業類公司其實最主要經營項目便是這黑黑的東西。
我暫時以臨時工身份進這家單位，工資是可憐的140元一個月。工作主要是在火車站的貨場守著煤炭的收購。
閑暇時會幾個人一起“炸金花”，所謂“炸金花”，有點類似賭片中“同花順”，不過我們的打法隻有三張牌。
有一次我們打一元的底，10元封頂，有一手牌，六個人參加卻四個人吊了一圈（所謂吊牌就是不看牌的大小向裏麵扔錢）到最後隻有我和另外一名職工還在“吊”，我知道他三張牌裏有一個A（他已經做了手腳提前把A這種大牌邊角上掐了一個印）。
雖然知道，但我卻不知道從那兒生出的賭性、讓我一發不可收拾。使勁和他“吊”著，一開始“吊”一元，後來“吊”兩元，最後開始“吊”5元（10元封頂最多隻能吊5元一次）。我和他這樣反反複複向裏麵扔錢，直到我把上個月剛發的工資140元全扔進去，我扔出最後一個5元時怒氣衝天的吼道：
“開牌！”
我倆同時打開了自己的牌，都是單數牌，他最大的自然是那個A，第二大是個Q。而我最大的正好是個K。
一局牌我就輸掉了整整一個月在這煤塵四起貨場中上班的全部收入，況且，我一念之間想到：媽的，要不是你作弊掐了A，這盤就是老子贏了。
在他訕笑著收錢的過程中，我“啪”的猛一拍桌子，那是一張簡易的臨時支腳的麻將桌，錢和撲克在桌子倒地中四散開去，和著滿屋子的煤灰四散，整屋子的人都驚呆了，而我，也沒說什麼，隻是把門一拉，走到外麵去了，在一個稍稍避點風，沒那麼多煤灰處點起了煙。
那個和我“吊”牌的同事，第二天也承認他是掐了A，並同意退我一半錢。我卻沒叫他退，隻是叫他請我一包好煙。我多少有些江湖習氣，不知是以生俱來，還是小時候看《水滸傳》的影響。或者是進入社會後浸染，我想是三者都有吧。
這本也不算多麼大不了的事，但縣城很小，加之，這個單位和父親單位是經營同種類型的公司，所以父親很快知道了。幾個月後，他也慢慢覺得這樣讓自己兒子老是以臨時工方式守貨場不是一個辦法。有一天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做煤炭生意。我早就厭倦了這140元一月、還隻有臨時工身份的工作。爽快的答應了。
所謂煤炭生意，在父親的蔭庇下，對我來說是比較簡單的。縣城周圍的鄉鎮山間星星點點的偏布了不少的小煤窯。有的煤炭是銷往縣內的水泥廠、鋼鐵廠、化肥廠、火電廠這些用煤大戶。但這些廠消化不了這些煤窯的產量，於是大多數煤炭銷往了外省。我父親的公司以及我上過幾個月班這家公司就正好從事這個收銷的生意。
但小煤老板們把煤炭銷售給這些公司後往往要一、兩個月時間才回得了款，甚至更長時間。這就涉及到和公司負責人、業務厲害人以及財務人員的關係了，如果“勾兌”不好，回款時間可能好幾個月，或者可能會以各種質量理由遭遇扣款。“機會”在這中間誕生了。
為了避嫌，父親沒有讓我同他自己公司建立生意關係。而是利用他的人脈，聯係了兩家和他們公司差不多的礦業經營公司，然後再聯係了幾個和他相熟的小煤老板。我用現金以相對便宜的價格把煤炭買過來，然後再轉運到火車站的貨場。高一點的價格賣給礦業經營公司。由於父親和這些礦業公司的領導都是同行中的朋友，結款相對就沒那麼麻煩了。
老實說，從一開始，我就覺得這不算是什麼“生意”，因為其實就是做的關係。但在中國，絕大多數生意人都樂此不疲。後來我知道有一個“官倒”的名詞，父親還算不上什麼官，但我的煤炭生意和傳說的“官倒”非常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