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今智者無不重視察人之法，並注意積累有關的寶貴經驗。
唐太宗不念舊惡重用魏征，不僅展示了其作為一代君主的氣度，更展示了他作為一個統治者唯賢是舉的一麵。
魏征曾經隨李密領導的瓦崗軍反隋，李密失敗後，魏征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重用。後來，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在當時激烈的宮廷鬥爭中，魏征曾多次勸說李建成先發製人，及早除掉李世民，但由於李世民已經早有戒備，因此李建成始終沒有成功。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繼位當上了皇帝，是為唐太宗。唐太宗早就很器重魏征的膽識和能力，因此他並沒有因為魏征當年反對自己而將他殺害，反而親自將魏征迎接到自己的書房中，請求魏征幫助自己治理天下，讓他擔任諫官之職，並經常將他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
魏征直言善諫，為唐太宗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議，幫助唐太宗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麵。
不僅僅是魏征，唐太宗對於許多來自敵對陣營的人都不計前嫌、以誠相待、擢拔重用。例如尉遲敬德、程咬金等人。他同時還完善了國家的選材製度，讓天下英雄盡人其彀，為唐王朝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要想做一個成功的人，就必須了解人才，並選擇能夠幫助你的人才，誠心地向其請教，以實現自己的目標。
學會任用賢能之人，你才更容易獲得成功。
雍正能夠在複雜的宮廷鬥爭中戰勝其他的皇子，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團結了一批為己所用的賢士。雖然雍正登基後以猜疑忌刻、寡恩薄情著稱於世，可謂“黑”
臉無情，但他同時明白另一個道理：一個君主，隻會“黑”
還不行，還要能夠以“厚”待人。因此，隻要是賢才，哪怕是反對他的賢才，隻要與政治鬥爭或朋黨沒有聯係，他就照樣任用，甚至還破格提拔。這也是雍正識人用人的一個亮點。
雍正登位第一年，翰林院檢討孫嘉淦就上了一個條陳，力請雍正做三件事：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在皇帝剛剛登基、宮廷內部餘波尚未平息的情勢下，要求皇帝“弘寬容之量”、“親骨肉”以“泯其疑懼而上下相安”，這無疑是對上意的極大觸犯。
果然，雍正帝看到上疏之後勃然大怒，把其中的一些有逆上之意的句子加了朱筆圈點，然後召集軍機處諸大臣，叫他們閱看，並厲聲責問道：“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左都禦史朱軾回答說：“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
雍正帝聽完後沉思良久，忽然縱情大笑道：“朕亦且服其膽。”不僅沒有絲毫怪罪他，還命其任順天鄉試分校，議敘擢升國子監司業。
此後，孫嘉淦屢上條陳，雍正帝曾同九卿論理說：“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每陳奏，可謂直言極諫，朕不僅不加怒，反而加恩，汝等臣工當以為法。”
雍正五年，孫嘉淦以國子監祭酒身份出任順天學政期間，因經費問題與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發生爭執，雍正帝完全支持孫嘉淦，並指責宜兆熊說：“孫嘉淦斷非騷擾地方圖利之輩，爾等何不量情至此！”不久，即任用孫嘉淦為順天府尹、工部侍郎。
無論是身為皇子時對身邊人的任用，還是榮登皇位後對孫嘉淦的任用，都可以折射出雍正獨到的識人和用人法則。對於雍正而言，他最需要的是真正能夠幫助他完成大業的人才，而不是有名無實的拍馬溜須之徒。史書記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可見雍正識人用人的功夫何等了得。
李宗吾認為，要學會尋找和選擇那些真正能夠幫助你成就事業的賢才，而不是一些曲意逢迎的諂媚之人。
一個希望成就大事的人，就應當明辨賢士和小人的區別，並重視、重用那些賢士，從而達成自己的目標。
良主識人於未顯之時，方成大器
厚黑學認為，一個好的領導用人的最佳時機就是在人才的智慧尚未顯現出來的時候，用自己的慧眼看到其身上的潛質和能力，並適當地任用，這樣自己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支持，從而成就大事。
漢高祖劉邦能夠從一個地痞無賴般的人物一躍成為天下的王者，與他善於識人是分不開的。
漢初三傑之一的陳平，是西漢開國的重要功臣。然而他年輕的時候家裏很窮，全靠兄長的照顧才免於餓死。
反秦的起義爆發後，陳平前往臨濟投奔魏王，後來又轉入項羽手下做謀士，但因未能得到項羽的重視而鬱鬱不得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