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鄧禹的分析，劉秀又重新振作起來。在鄧禹等人的扶持之下，劉秀終於複興漢室，建立了東漢王朝。而鄧禹也拜相封侯，功成名就。
鄧禹以他的“慧眼”識得劉秀，與他交往聯係，成為密友，而後又盡心輔佐，助他打下江山，終於封侯拜相，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功業。所以說，識得貴人，跟對了人，對人的一生影響重大，而一旦遇到生命中的貴人，飛黃騰達則指日可待。
善於借用別人的智慧
自古至今，無論是名傳千古的帝王將相，還是功成名就的學者、政治家，大多是不恥下問、善於納諫的明智之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善於借用別人的智慧。“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個人的智慧畢竟是有限的，無論這個人多聰明，也會有考慮不周的時候。
所以，要善於借用別人的智慧，以此來實現自己的宏圖大業。
宋仁宗趙禎在曆史上被評為明君，這在懦弱昏庸的宋王朝中並不多見。而仁宗的英明正是來自於他善於納言，並善用智慧之才。趙禎即位時，弊病陋習已經很嚴重，對國家的長治久安造成了很大威脅。同時，朝廷中的朋黨之爭盛行，為此，國家棟梁之才範仲淹也被牽連，遭到貶黜。許多賢臣為他打抱不平，當時的參知政事李若穀對宋仁宗說：“近來很多人專門用朋黨的大帽子來誣陷良臣。君子和小人向來是物以類聚，可皇上現在不論君子、小人一概視作朋黨，進行打壓，恐怕以後忠良的大臣都會被誣陷貶黜。”宋仁宗接受了李若穀的建議，重新重用範仲淹。同時，宋仁宗還提拔歐陽修、韓琦和富弼等人，並善於借用他們的智慧才能。
有一次，宋仁宗召見範仲淹等人，賜給他們座位、紙、筆，要求他們當場寫出奏折。範仲淹等人上奏十條建議，其中有：限製借關係升官的途徑，完善官員考核製度，重視農業生產、減輕徭役，統一法令，改革科舉製度，精選人才，整頓軍備等等。
宋仁宗當即全部采納。後來範仲淹和富弼又指出：
“近來朝廷在地方治理和用人方麵有所欠缺，地方混亂，長此以往可能造成農民起義。”於是範仲淹提出了一係列選擇地方官吏、考核政績、振興地方的辦法。宋仁宗也予以采納。
後來，歐陽修、張方平、王拱辰等人又針對當時宋朝教育製度的弊端提出朝廷應該在各地區興辦學校，讓學生在當地上學，然後依靠鄉裏父老的推薦，再由州縣官員考察他們的一貫表現，名副其實的再推薦到朝廷。
這樣，學生就會再次注重修養和學業，而不是把精力全部放在聲律章句上了。宋仁宗覺得建議可行，於是馬上下旨，命令各州縣興辦學校，從本地行政官員中選拔先生任教。
如果從官員中選拔不夠，便從當地選拔學識淵博而品德修養高尚的人任教，朝廷授予官職。此令一下，各地學風大盛，為培養優秀官員打下了良好基礎。
後來，宋仁宗又向範仲淹等人谘詢關於如何解決朋黨之爭的問題。範仲淹等人根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的道理，又結合現實情況，向宋仁宗提出：君子、小人都會和自己同類的人聚合在一起。不同的是君子結合是為了治理國家，精忠報國；而小人聚合在一起是為了名利爵位、金錢財物，他們有共同利益時聚合在一起，互相包庇、貪贓枉法，一時不和就會翻臉無情，互相攻擊，但絕對不會為國家百姓考慮一點。後來，歐陽修又專門做《朋黨論》上奏宋仁宗，把君子之間的“真朋黨”和小人之間的“假朋黨”闡述清晰。
由此，宋仁宗對官員之間的朋黨結合明白無誤，因而也總能做出英明的決斷。
宋仁宗也許沒有足夠的智慧解決天下的各種問題，但他有足夠的智慧去任用賢臣良將，並能借用他們的智慧來治理國家，從而達到了天下太平、國家中興的目的。
這便是借用別人智慧的力量。依靠別人的智慧可以彌補自己智慧的不足，可以解決自己無法解決的事情。因此，現實生活中，不妨適時向別人求教一下，借用一下別人的智慧。